由江澤民同志題寫書名的《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一書，最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該回憶錄再現了陳丕顯同志在“文革”前擔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期間的傳奇經歷，也披露了“文革”時期許多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胡德平同志為該書作了《傾心交往五十年——胡耀邦和陳丕顯的友誼》代序。今天出版的《光明日報》摘發了其中的部分內容。

　　初聞尊名

　　1952年7月，我父親胡耀邦從南充川北區黨委調北京工作，一行四人，其中有秘書曹令中、警衛員藍天祿和我。

　　父親上京時的興致很高，意氣昂揚，真有一股事事爭上游、處處比先進的勁頭。那時也有“小廣播”，人們風傳他要去中央人民政府正在籌組的建工部任副部長。部長的后備人選是陳正人同志。陳正人同志早年隨毛主席開創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他的夫人彭儒同志也是井岡山時期的老戰士、老資格。胡陳二人相識很久，彼此關系很熟，我父親很愿意在他領導下工作。

　　人民掌權后的南充，一片勃勃生機，新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大家的面前。當時四川撤省建置行署，行署為省級建制，父親作為川北區黨委書記、行署主任、軍區政委對經濟建設十分熱情，簡直到了廢寢忘食的程度。我記得，我當時曾聽到他用極為興奮的口吻說過，川北可能發現大的油氣田，準備修建飛機場，考慮嘉陵江從南充到重慶如何才能通航運貨等問題。在南充的市建工程中，他也付出了自己的心血。他主持修建的市中心“五星廣場”，修得很寬敞，形狀為五角星，每個角的尖端都輻射出一條馬路，馬路包括兩側的人行便道寬為40米，三條通向嘉陵江邊，一條通向現在的火車站，一條通向大巴山區。“五星廣場”又名“五星花園”，廣場的中心是一座直徑為40米的大花壇。現在南充廣大干部群眾都認為五十年前這一杰作至今還未過時，盡管各種車輛成倍增加，但車輛的行駛仍然通暢，絕少堵車現象。組織部門推選他到建工部任職，也算知人善任吧！對農村道路的建設，他更是熱心。區黨委、行署用以工代賑的方式，修建了縣縣通的公路網，大大促進了地方經濟的發展。西南行政大區則更大膽，一無國家重大項目立項，二沒要國家撥款，單憑自己的財力便建成了成渝鐵路，圓了辛亥革命前四川人民在保路運動中的鐵路夢。這一切怎么不叫人產生一種繼續為人民建功立業的豪情遐想呢。在我今天看來，當時坐飛機上京，他真有點“春風得意馬蹄疾”的樣子。

　　在北京翠明莊，有一天我看到父親匆匆從外邊回來，徑直一人走進客房，一下坐在床上，右腿盤在床邊，左腳垂落在地，半晌沒有言語。沉思一會兒后，他慢慢抬起頭來，面帶一絲笑意看了看我，仿佛自言自語地說道：“我的兒子都這么大了，還讓我做青年團的工作？哼，沒有想到。真沒有想到……”邊說邊搖頭，一掃來京時的興奮。

　　事后不久，聽周圍的同志們講，那天是劉少奇同志找他談話，分配他到中國新民主義義青年團工作。對團中央第一書記的人選，有兩位候選人，一為胡耀邦，一為陳丕顯。名單上報黨中央時，毛澤東同志圈定了胡耀邦。父親當然服從了中央的決定，但他獨自一人發的輕微牢騷，恐怕只有我一人知道，同時陳丕顯的名字也深深印入我的腦海。那時他正任蘇南區黨委書記兼軍區政委，那里是中國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

　　“紅小鬼”的沉浮起落

　　1929年，陳丕顯、譚啟龍、胡耀邦同志參加革命，譚15歲、胡14歲、陳13歲。他們都做過地方兒童團的工作。三個人在肅反過程中都被打成過“AB團反革命分子”，丕顯叔叔又多了一項罪名——“參加了社會民主黨”。他們三個人最后均僥幸存活下來。1933年，我父親和陳丕顯同在瑞金的中央蘇區團中央兒童局工作，同吃同住，朝夕相處。他們在兒童團共事的時候，丕顯叔叔是我父親的上級。他是團中央兒童局書記，賴大超同志負責組織工作，李秀英同志負責福利工作，我父親負責宣傳并兼《時刻準備著》雜志的主編。他們一日只能吃兩餐飯，吃的菜既無油又缺鹽，但革命熱情很高，生活也很愉快。

　　當時的兒童團就是現在的少先隊，兒童局就是現在的團中央少工委。凱豐任少共中央局書記，劉英任組織部長、宣傳部長，張愛萍任少先隊中央總隊長。1933年8月，他們結識了毛澤覃同志，毛澤覃是作為“鄧毛謝古”幫派被批判的重點對象。因有被共同打擊的經歷，他們之間的共同語言很多很多。此時毛主席也因“右傾”離開反圍剿的戰場而賦閑，經常來看他這個倔強的胞弟。以后，丕顯叔叔調往閩贛負責團省委工作，賴大超同志接任中央兒童局書記，我父親升任少共中央局秘書長。

　　抗日戰爭初期，共青團隨之改名為青年救國會，我父親和丕顯叔叔又在延安會面。丕顯叔叔任中共中央東南局青年書記、青年部長，我父親任西北青年救國會常務委員、抗日軍政大學一大隊政委。革命陣營擴大了，抗日局面打開了，我父親經過長征，丕顯叔叔經過三年游擊戰爭，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兩人的友誼更加深厚了。

　　新中國成立后，父親在團中央工作十年，后到湖南、陜西。丕顯叔叔則在中國工商業最發達的上海工作達23年之久，其見識、經歷很豐富，工作的繁忙程度要超過我父親。父親關心上海方方面面的發展，丕顯叔叔在繁忙之中也不忘支持、指導上海市的青年工作。

　　寄語囹圄

　　我父親1971年告別了河南潢川五七干校回京家居賦閑。隨著父親的到來，家中的客人也多了起來，熱鬧起來。先是我們兄妹的同學來，同學又帶著他們的朋友來，接著受到沖擊的干部來，以后沒有受到沖擊的干部也來……我父親接觸的人越來越多，方方面面的信息也使他更多地了解了外面的情況，開始了新的思考，也開始和客人、來訪者談話。他戲稱自己是沒有分配工作，沒有職務，不在臺上，但仍然可以在臺下做些工作的老家伙。一次丕顯叔叔的長子陳小津來到我家，他向我父親述說了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上海他父親的經歷和仍被關押的現況。以后他往來更加頻繁，粗略統計，約有三四十次之多。十分感謝丕顯叔叔的遺作，他對這些談話作了真實的追述。

　　我父親以他的親身經歷，結合當時“文革”的感受和他對毛主席的了解，就丕顯叔叔的問題不斷對小津講：“毛主席是我們崇敬的領袖、長者，對主席一定要認錯。如果你不認錯，難道說群眾錯了？難道說毛主席他老人家錯了？當然，要認錯有兩種，一種方式是可取的，另一種是不可取的。一種認錯方式就是實事求是地檢查自己的錯誤，請主席關心，向主席提出請求，要求解除監禁。恢復組織生活，要求分配一些工作；另一種，就是把自己罵得狗血淋頭……”他還具體告訴小津給主席的信應該如何寫：“要在信中表示：多年來一直想念毛主席，好多年沒有見到毛主席，過去主席經常耳提面命，經常能聽到主席教導。這么多年沒有見到主席了，很想念主席。雖然沒有見到主席，但一直在認真讀毛主席的書，檢查自己的錯誤，愿意繼續跟戰爭年代一樣，在毛主席的教導下，跟毛主席一起干革命。”

　　父親給獄中戰友的寄語，對“紅小鬼”時的朋友產生著極大的影響力。1974年9月9日，丕顯叔叔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大意是：“我沒有見到您老人家將近八年了，我時常想念著您，我對您老人家和親愛的黨有深厚的感情……我仍在隔離審查中，長期沒有過黨的生活，又長期沒有工作，思想落后于形勢太遠了，內心十分著急。我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懇切要求主席和黨對我早日從寬處理，給我一點我可以做的工作，得以在實踐中徹底改造自己……”此信真靈，毛主席八天以后作了批示，丕顯叔叔才擺脫了八年的囚禁囹圄之生活。我父親這樣勸導丕顯叔叔完全是真誠的，他們傾心相交幾十年，當時他所處的環境太殘酷了。

　　未竟的事業

　　“文革”結束，經過全黨的努力，改革開放的大業如春潮而起，我國的經濟體制要改，政治體制要改，思想文化體制要改，就是共產黨的領導也要在改革中加強，在改革中發展。

　　父親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對事業看得很重。他對丟棄事業一味大樹特樹什么思想、權威、接班人的作法向來不以為然，“文革”中，他多次讓我看1956年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九十周年時寫的文章。毛主席說孫中山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他領導人民推翻了帝制，推動建立了第一次國共合作，我們中國共產黨和一切進步力量都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的繼承者。到2001年，也就是到21世紀中國應該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這段話深深地感動了他，但現實和理論相距太遠。我父親說，像“文革”這樣搞法，不要說建成什么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就是連飯中國老百姓恐怕都吃不飽。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逐漸明確了所要從事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端正了黨的指導思想。我父親先是大膽為解放老干部而效力，后又為識別、選拔年輕干部和四化干部而努力。因為他知道改革開放的事業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中國共產黨要用自己的腦子想問題，走自己的路，真正將中國建設成一個民富國強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寄希望于從實踐中涌現出來的優秀年輕人。他明白自己也是一個過渡性的人物，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創的事業是一個未竟的長期事業。

　　為政謀國，他十分積極，雖有困難但也無法遏制他在所處職位上的責任感和熱情。同時，他的兩位“紅小鬼”出身的戰友也處處幫助他、提醒他、規勸他、配合他。譚啟龍同志“文革”后先任青海省委書記，后任四川省委書記，1982年在他68歲時，率先向中央提出辭去領導職位，退居二線的請求。丕顯叔叔則在1980年就向鄧小平同志推薦38歲的年輕干部王兆國同志。

　　我父親和丕顯叔叔從中央蘇區兒童團、團中央時相識，直到五十年后又在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共事，在黨的歷史上確實罕見。半個世紀的風雨歷程、大好年華所從事的民族偉業，使他們深感黨的建設的重要性，他們越是接近暮年的夕陽歲月，越是對德才兼備的人才、年輕干部、專業人員、企業的經營管理人員充滿著希望和期待。“心在人民原無論大事小事，利歸天下何必爭多得少得”。這是我父親1958年在南陽隆中諸葛亮草堂改寫的一副對聯。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他們兩人在一次會議上，又為在場年輕人揮筆寄語：“致力四化建設，勿忘振興中華。”為了推進改革開放事業，更多地提拔年輕干部，1983年，黨的十二大以后，黨中央以干部四化為標準提拔了一大批年輕干部，又于1985年召開了一次黨的代表大會，給年輕干部的篩選、任用再鋪設一級臺階，再進行一次全黨性的選拔。這次會議得以召開，丕顯叔叔無疑是個積極分子、促進派，其作用應充分肯定。

　　我父親于1989年4月15日逝世。他的墓地在江西共青城的一座山丘上，面對開闊的鄱陽湖，墓碑后是一排茂密的青松。墓碑上刻有他的頭像，撰有他的生平。他雙眼凝視的前方鐫雕著黨徽、團徽、隊徽。三枚徽章代表著一個組織整體。胡耀邦、陳丕顯、譚啟龍、賴大超只是這一整體中的一分子、一滴水，由于整體的存在，他們將永遠不會干枯。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和廣大黨員的成長、奮斗密不可分。共產黨之所以有今天的執政地位，絕不是與生俱來的，否則何以要付出這樣大的代價和犧牲；同時這種執政地位也不會是一勞永逸的，否則何以和中國共產黨有著同樣奮斗歷史的蘇聯共產黨會頃刻瓦解覆滅。今天的共產黨人應該面向未來，重視自己的歷史，讓黨的歷史陪伴著黨的生命，如影相隨，繼續譜寫出史詩般的壯麗畫卷。

　　(稿件來源：《光明日報》，作者：胡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