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制度、體制的任何改革變化，受影響最深、最直接的“當事人”無過于學生。舉措一旦失當，哪怕只有“短短幾年”，但對受影響的那一茬兒學生而言則很可能是“貽害終身”。

　　幾年前，當北京市剛決定實行小學升初中電腦派位時，我就多次撰文說，由于中國的教育格局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不會有根本性變化，高等教育和中小學的優質教育將長期屬稀缺資源。如何分配這種稀缺資源，是任何教育體制的“制度設計”都要解決的重要問題；這更是中國教育“制度設計”的一個基本背景。離開這一基本背景來談論教改，是不切實際的。“電腦派位”的初衷確是為減輕中、小學學生的學習負擔而進行的入學改革，但在實際中，凡有權力有關系者，子女大多成為擇校生，廣大沒有關系、權勢的家長也想盡一切辦法拉關系，讓自己的孩子擇校。之所以要拉關系，是因為擇校嚴格說并不合法，所以如果沒有關系，有錢也交不上。由于擇校費并不是公開的明碼標價，在這種運作過程中，必然黑幕重重，滋生腐敗。更嚴重的是，這種政策實際上剝奪了貧寒人家子女原本憑考試的高分就能享受優質教育的權利。幾年的實踐證明，筆者“不幸言中”，“電腦派位”弊端暴露無遺，所以廣大家長不禁發出“還是考試好”的感嘆。

　　面對此種情況，有關部門最近決定可以不再堅持“電腦派位”作為主要方式，而實行“多元化”選拔方式，“多元化”卻又規定必須把考試排除在外。其實，這種“多元化”入學將使學生、家長更加茫然。因為在學生、家長與學校、主管部門的“交易”中，雙方擁有的信息是不對稱的，這種不對稱將造成雙方的利益失衡，占有信息的人在“交易”中獲得優勢。信息不對稱程度越大，信用市場中產生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的可能性就越大，將嚴重影響公平、公正的原則以及人才的選拔培養。所以，減少“信息暴利”是維護資源分配公平有效的基本措施。而標準越是簡單明了，如以考分為準，信息不對稱的程度越小，選拔過程將越公平；標準越是復雜多元，信息不對稱程度越大，選拔過程將越不公平。

　　平心而論，教育主管部門如此制定政策的出發點，肯定是為了糾正考試之弊，而非成心要“擴大信息不對稱”，立意不可謂不善。但揆度歷史，立意善良的政策因脫離社會現實而在貫徹實行中屢屢碰壁甚至適得其反比比皆是。很明顯，教育的根本癥結并不在教育本身，而在社會結構與體制。素質教育實際是一個社會工程，教育的改革實際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全面變革。從根本上說，只有對權力進行制約和監督有了實質性進展之后，才有真正為素質教育而廢除考試的條件。

　　現在，各種教改措施不斷出臺，所以教改決策者的思維方式更應該深刻反省。脫離社會現實的改革往往由于問題層出不窮而朝令夕改，這種改革成本最終要由學生承擔，學生事實上成為政策實驗的“小白鼠”。為了使教育改革健康發展，學生真正成為改革的受益者而不是“實驗品”，教改的規劃和制度設計應該更加慎重縝密，改革的時間、進度、步驟，尤其是與社會的“契合度”，必須通盤考慮。由于教育改革與千家萬戶的利益緊密相關，所以任何重大措施的出臺，都應經過廣泛的公共討論。

　　(稿件來源：《人民日報》，作者：雷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