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10日，5名自稱為“國務院內參”的記者，在山西省蒲縣某煤礦不期而至，隨后以“內參調研”的名義索要3萬元現金。當晚19時許，接到舉報的執法人員將他們抓獲，并查獲用于作案的筆記本電腦、微型攝像機、照相機、桑塔納轎車以及假印章、假證件等物品。

　　2004年春節過后，山西省冒出十幾家非法期刊社，而且私自設立所謂的工作站、記者站，招聘“記者”，從事非法新聞采訪活動。針對這種情況，山西省先后出動檢查人員近5000人次，進行專項整治，以維護正常的新聞秩序和社會秩序。

　　既攝像又拍照 拉起架勢索要錢財

　　2004年9月24日深夜，蒲縣黑龍關某煤礦。一個身影神秘晃動，手握攝像機拍錄了該煤礦。次日，此人找到該礦負責人并出示記者證：“我是《中國法制報道》記者，你們礦偷著生產，要登報曝光。”

　　次日，臨汾市公安局文化保衛分局接到該礦舉報電話：“有一位名叫劉濤的記者，他說掌握了我們違法生產證據，以要曝光為由威脅我們。”隨即公安機關根據舉報人提供的線索，將劉濤當場抓獲，經查其所持記者證屬偽造。

　　劉濤，原名劉海龍，山西翼城縣人。“劉海龍以假記者身份進行詐騙活動，跨越了多個地區，涉及鄉寧、曲沃、安澤等地的10余個執法單位和企業。”臨汾市公安局文化保衛分局局長郭春平說。經公安機關查明，自2003年9月始，劉海龍冒充記者四處敲詐勒索，金額達14萬多元。

　　據臨汾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段協平介紹，“一些假記者的裝備齊全精良，特別是高級照相機、攝像機已成為他們的必備工具。他們扛著攝像機到處攝像、拍照，目的就是拉起架勢索要錢財。”

　　山西是產煤大省，每天成千上萬輛汽車向外省運煤。這些車輛或因超載理應被罰，或因執法人員的不當執法無辜被罰，也有正常交納的費用，一車煤運出要一定的開支。于是，一些假記者就瞄上送煤車這一行當，或者發現執法人員的問題以媒體曝光恐嚇，或拿出假記者證、攝像機蒙騙，送煤車過卡。據知情人反映，把一車煤送到省界，一般收取數百元甚至上千元。

　　據了解，目前假記者已不滿足于“東一榔頭西一棒槌”的小打小鬧，而是有意識地利用一些非法期刊進行規模化斂財，呈現一種系統化、組織化的傾向。

　　在本文開頭自稱是“國務院內參”記者的身上，公安機關收繳了“內參調研證”“《決策動態》(內參)工作證”等。讓人可笑又可氣的是，“內參調研證”上所繪的中國地圖，既沒有標出海南島，也沒有標出南沙群島。目前，這5名假記者已被臨汾市公安局刑事拘留，此案還在進一步審理之中。

　　據山西省“掃黃辦”副主任馬愛民介紹，假記者的敲詐對象一般有四種：煤礦、其他私營企業、發生不當行為的政府和執法部門、各種事故的當事人和單位的法人。敲詐手法主要有以下兩種：

　　第一，找毛病。假記者發現上述四種對象的問題，先以媒體曝光要挾，進而擺出大刊物“記者”的架子，吹噓自己能夠擺平，詐騙當事人或單位領導進行直接現金交易，或者出資在其刊物上刊登廣告，然后，這些人再拿廣告提成。

　　這些假記者“胃口”很大。據一名私營企業主反映，有一名假記者拿著攝像機在他的企業“照”了半天，說問題嚴重，又不說什么問題，只說要向上反映，要公開曝光。臨走時，該私營企業主拿出兩條煙和2000元錢，假記者直接把煙和錢從車里甩了出來，扔下一句“你當打發要飯的！”

　　第二，不斷騷擾。這些假記者都有一股拿不到錢不罷休的“干勁”，只要盯上你，或者說你有問題，一曝光就不得了；或者說你的工作好，有創造性，宣傳出去對企業的發展和個人提拔有好處，總之是不斷地打電話，不停地上門。無奈之下，一些單位就花錢打發走這些假記者，息事寧人。

　　在一些地方，假記者的出現已成為社會公害。山西省2004年就取締非法期刊社、工作站、記者站21個，移交和警方抓獲的假記者17人。臨汾市聘請100多名新聞工作監督員，監督媒體從業人員紀律情況，加大對假記者的打擊力度，查處5起以境外期刊和其他媒體“記者”身份進行非法活動的案件。

　　誰為假記者提供了滋生的溫床

　　一些單位和部門，不能正確面對自身工作中出現的失誤，卻要千方百計遮遮掩掩。這時恰逢假記者前來行騙，一個要撈一個要送，結果是“周瑜打黃蓋，一個愿打一個愿挨”。臨汾市文化新聞出版管理局新聞出版科科長謝惠生形象地說。

　　如果說一些單位和部門不能正確面對輿論監督，不敢正視自身存在的問題和錯誤，助長了假記者氣焰的話，那么一些非法期刊社、記者站的存在則為假記者提供了滋生的溫床，他們利用非法期刊和記者站進行敲詐勒索，并通過賣站名、社名，賣假記者證、調查證非法斂財。

　　2004年以來，山西省連續查處了9個設在太原市的非法期刊社、記者站和設在其他城市的13個所謂分社、分站，他們所出的刊物均無國內統一刊號，利用境外注冊刊號在境內非法出版，或者假冒國內合法報刊，招聘“記者”賣假記者證。

　　馬愛民說，這些非法期刊社和記者站，一是拉大旗做虎皮，二是假事真做、裝模作樣。很多非法出版物往往冠名“中國”，如《中國經濟論壇》《創業中國》等，具有很大的欺騙性。

　　另外，這些非法期刊裝幀“考究”，不時登有各級領導人的照片。這些非法期刊多為“贈閱”，“在我們查處案件中，除《法制新聞》(B刊)有部分銷售外，很多都是‘贈閱’，以便受到查處時，以沒有經營收入為借口逃避打擊。”馬愛民說。

　　“一些非法期刊所刊載文章，多以揭露社會問題為主，往往危言聳聽。而且假記者成分雜亂，有的是為了斂財，有的則是借非法出版物寫文章泄一己私怨。”山西省委宣傳部新聞出版處副處長王志文說。

　　山西省新聞出版局副局長、省“掃黃辦”主任李銳峰說，山西查獲的非法期刊社和記者站大都向香港或北京的所謂“總部”交納了數萬元人民幣，購買站名、社名，每年還要上交數目不等的“管理費”。總部收錢后只給一個站名、社名和“國際標準刊號”，有的發一個“公章”和社名、站名的銅牌，有的則讓私自去做公章和銅牌。

　　非法期刊社、記者站設立后，他們便開始“招兵買馬”，同樣不講任何資質、條件，交錢就行。前來應聘的每個人需要交納3000元至5000元不等，有的叫職業押金，有的叫培訓費，有的叫證件和培訓資料費，然后發假記者證。同時，這些非法期刊社、記者站還進行“業務培訓”，有的甚至配發假警服。

　　值得欣慰的是，在2004年，包括《法制新聞》山西記者站、《創業中國》山西記者站、《警視專刊》山西辦事處等在內的非法機構受到查處。特別是臨汾市已取締名目繁多的非法記者站達20個，如《中國警視周刊》晉南工作站、《法制月報》晉南工作站等。這無疑有效遏制了非法新聞活動，維護了正常的新聞秩序和社會秩序。

　　重拳打假 何處下手

　　針對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非法報刊牟取非法利益，全國“掃黃辦”將進一步開展專項整治行動。新聞出版總署市場監管局副局長、全國“掃黃辦”副主任曹宏隨表示，同時進一步加強對防范、辨別真假記者和報刊知識的宣傳。新版記者證自全部上網向社會公開以來，很多基層單位和個人通過“中國記者網”了解到了新聞機構和記者的情況，既保障了真記者正常的采訪活動，也打擊了假記者的違法犯罪活動。

　　對于非法期刊社、記者站和假記者的存在，不少地方新聞宣傳部門的干部認為，在司法介入的同時，全社會特別是一些黨政機關要提高警惕，識破假記者招搖撞騙的伎倆，這樣才能打壓假記者為非作歹的空間。同時，真記者要增強自律意識，從嚴要求自己，這是樹立記者隊伍良好公眾形象的長治之道，更是讓假記者無處藏身的久安之策。

　　“山西打擊非法出版活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我們也感到這項工作的艱巨性和復雜性。”馬愛民說，“在查處一些非法期刊案件時，許多人問的第一句話就是雜志的內容有沒有問題，好像內容沒問題，雜志就沒問題。也有不少單位和群眾，明明是被詐騙了錢財，但抱著破財免災、息事寧人的態度，連作證也不愿意，這就在無形中幫了假記者的忙。”

　　山西省某縣委宣傳部一名干部經常被一些單位請去“接待”或“斡旋”。他說，對真假記者分辨不是問題。早些年，一旦我拆穿假記者的真面目，這些人就知趣地走了。但近幾年這些人活動十分頻繁，他會一直盯上你，有機會就找麻煩。

　　他說：“前些年，我們派出所拘留過幾個假記者。但這幾年派出所說啥也不敢動真格了，因為這些假記者背后有各種各樣的關系網。他們打著某領導或媒體負責人的旗號，我們打電話核實，這些領導就說是自己的小兄弟，多關照。這樣的假記者我們基層干部哪里敢得罪？”

　　據了解，假記者和非法期刊總是首先欺騙各級黨政領導，以達到欺騙更多群眾的目的。《警視專刊》在山西非法出版時，在給領導和知名人士充當其編委的邀請信中，稱其出一本“專輯”，哄騙不少人簽了“同意”字樣，但轉眼就把這些名字印到所謂刊物編委會的名單里了。

　　李銳峰表示，整頓假記者、規范媒體從業行為，除了宣傳部門和新聞出版部門加大工作力度以外，還應發動全社會進行監督，讓全社會知道這些假記者和非法期刊社的伎倆。加強對從業人員的管理，向全社會公布監督電話，把好進口關，出問題不護短。同時，根據市場競爭需要，各媒體應培養、建立專業化的、作風過硬的營銷隊伍，改變目前為創收而濫設站、濫招人的局面。

　　在臨汾市看守所，一名假記者被問及為什么要冒充記者時說：“因為記者這個職業受人尊重，在一般人的眼里比較神圣。另外，現在新聞文化部門和宣傳部門的管理上也有漏洞可鉆。”

　　假記者的這句話，不能不讓人反思啊！(來源：新華網記者李亞杰、尹天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