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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在記憶中的鄉村總是詩化的。有兩幅這樣的畫面從兒時保存至今。其一，每天清早，屠戶挑擔挨家挨戶地叫賣。其二，寒冬臘月，村里的男人結伴外出，為來年的農耕早作準備，買耕牛去了。

　　但我那時就想：為什么賣耕牛的人不像屠戶一樣挨家挨戶地叫賣呢？要是這樣，大人就不用外出了。

　　買和賣有不同的信息費用

　　愿望很多時候是因為無知。買者和賣者相遇要有信息指引，或者說有搜尋成本。

　　為了降低搜尋成本，人們有意無意中發現了各種辦法。屠戶挨家挨戶地叫賣就是一種節約搜尋成本的辦法。屠戶出來叫賣比眾人找他節約人們為交易要奔走的路程。請注意，盡管是屠戶搜尋，搜尋成本是由買者和賣者分攤的。表現為屠戶到你家來賣比你去他那兒買，價格要貴一些。所以搜尋成本下降對雙方都有益的。并非總是賣者搜尋買者，賣牛人牽著一群牛挨家挨戶地叫賣，一群牛在叫賣途中發生的費用可不少。因為牛是活的，這可不像屠戶挑擔叫賣只消耗力氣。因此買牛人去找賣牛人也是節約搜尋成本的慣例。一種更進一步的辦法是買者和賣者各走一半的定期集市，集市是在挨家搜尋基楚上發展起來的一種節約搜尋成本的制度安排。

　　明白這些道理要等到我學了經濟學以后。無知的孩兒只是望著空曠的村落發愁，幻想著賣牛人有一天像屠戶一樣來挨家挨戶地叫賣。

　　離土不離鄉的尷尬

　　又是冬天，我回了一趟老家。從我上大學算起，寄居他鄉二十年有余，每次回家都不免有些惆悵。因為村子太安靜了。

　　不只是男人，越來越多的女人也外出打工去了。留下老人和孩子，守著偌大一個空曠的村落。上學前班的侄子，因為一年之中只有過年那幾天與父母在一起，因此也在思考著類似于我兒時思考的問題：為什么大人要去那么遠的地方而不在家里掙錢呢？這當然只是孩兒無知的愿望，但是有關“三農問題”的高談闊論同這愿望有差別嗎？這就是許多“三農”專家們的所謂“離土不離鄉”，“農業產業化”之類。說白了，不就是主張農民在家里掙錢嗎？

　　育種和水利在上世紀取得突破，加上分地到人(耕地承包制)的激勵，產生了兩個結果：糧食產量大幅增加，以及隨農業生產率提高而產生的數億過剩農業勞動力。世代以農耕為生的農民賴以生存的是兩樣東西：土地和從小習得的世代累積的有關深耕細作的知識。數億過剩農業勞動力碰到一個很殘酷的問題：另謀生計，從頭開始積累新的知識。

　　這對農民并不容易：我的大弟在村里辦過酒廠，到附近集鎮開過飯店，也做過二道販子，但每一次都賠進去好幾萬，至今在他鄉躲債；還有一堂弟，種西瓜爛在地里，再辦橘園，卻不知道該把橘子賣給誰。

　　血汗工廠節約學習成本

　　農民以離土不離鄉的方式在黑暗中從頭摸索，積累知識時發現，知識的代價是他們無法承受的。耕地不能轉讓，從小習得的耕作知識貶值為零，農民另謀生計所賴以為生的資本只剩下力氣。他們不但要從頭開始積累新的知識，還得養家。

　　有關“三農問題”的高談闊論，看不到農民另謀生計要從頭積累知識，或者看不到積累知識是有代價的。農民如果真按那些知識積累代價昂貴的主張去另謀生計，最好的結果也就是我兩個弟弟那樣。

　　大多數農民做出了比任何“三農問題”專家都高明的選擇：這就是外出打工。他們首先是憑力氣掙“血汗錢”養家糊口。在掙“血汗錢”的過程中邊干邊學，幾年下來就初步積累了從事一種新工作所需要的知識，完成了一個農民到一個產業工人的蛻變。邊干邊學，所積累的知識是活動的副產品。農民以這樣一種方式來積累另一種生計的知識，代價為零。

　　有越來越多的農民選擇外出打工這條路，是農民在既定的約束下經過反復比較做出的理性選擇，也是數億農業過剩勞動力的一條主要出路。每一個有同情心的人都不忍卒睹那些“血汗工廠”的情景，但你要看到這些工廠的作用——當然，我們首先要指出，拖欠農民工血汗錢這類行為當然要用制度禁絕；工廠工作環境不佳的狀況也必須改變——但在某種程度上，是這些工廠的就業機會而不是高談闊論的那些“專家”為中國農民提供了走出農村的最初出路。

　　二十多年來，從理論到政策，有一個奇怪的教條：要農民另謀生計卻不讓他們離開農村。這造成了只剩下以氣力為生計的過剩農業勞動力另謀出路的額外負擔。千萬打工大軍背井離鄉，說明離土不離鄉這一思路只是一種愿望。關心農民就應該承認，他們自己的選擇優于別人替他們做出的選擇。

　　稿件來源：《國際先驅導報》 作者：朱錫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