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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先驅導報洛杉磯特約記者王晨報道 2004年年末，拉姆齊·克拉克終于在自己的77歲生日后下定最后決心，答應了薩達姆律師團的要求：2005年出庭為薩達姆辯護。作為美國前司法部長，克拉克是目前薩達姆的辯護者中聲望最高的。因此律師團里的其他律師無不欣喜若狂。2004年12月30日，克拉克就來到約旦和他們會合。

　　對于了解克拉克的人來說，他這樣的舉動已經不奇怪了。多年來，克拉克一直作為美國左翼勢力的中流砥柱和美國政府外交政策的堅定批評者，繼續在政治舞臺上發揮著作用。

　　和薩達姆素有淵源

　　克拉克幫助薩達姆的淵源由來已久，2003年2月，就在美軍攻打伊拉克前夕，他還飛抵巴格達和薩達姆見面。2003年12月，薩達姆被捕后不久，克拉克就明確表示，他愿意為薩達姆出庭辯護。克拉克說：“如果他(薩達姆)需要我的幫助，我將幫助他保護自己的權利，而且我認為，在所有愿意(為薩達姆辯護)的人中，沒人能比我做得更好。”

　　2004年8月，當時的薩達姆律師辯護團主席拉什丹宣布，克拉克將加入辯護團，他告訴《阿拉伯新聞》：“相關的談判工作正在進行之中。”沒有透露更多的詳細情況。

　　2004年12月30日，克拉克在約旦首都安曼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說，他最主要的工作是保障薩達姆的權利。在他眼中，薩達姆被捕一年后才獲準見了一名律師是違反法律和人權的。“國際慣例是，任何被起訴的人都應該得到一個可信、獨立、公正的法庭，否則無法進行公平的審判”，而現在的情況是“伊拉克的特別法庭被伊拉克政府所控制，也就是說，它實際上是處在美國政府的掌控中，而沒有法律意義上的權威”。

　　相反，在克拉克眼中，美國政府倒是應該為其2004年11月對費盧杰的進攻受到起訴。成千上萬的伊拉克人以及他們的家園在那次戰爭中毀于一旦。

　　薩達姆律師團負責人哈蘇奈表示，克拉克將協助律師團設立銀行賬戶，以支持為薩達姆進行辯護的活動。此前，沒有一家阿拉伯或者西方銀行允許為薩達姆律師團開辦銀行賬戶。

　　父子兩代司法部長

　　1927年，克拉克出生于美國得克薩斯州的達拉斯。1947年進入得克薩斯大學學習，1950年，他僅僅23歲就同時獲得芝加哥大學的美國歷史碩士和法學博士。此后一直在達拉斯當律師。直到1961年，他被肯尼迪總統任命為助理司法部長，從此走上政壇。

　　一般認為，克拉克當時年紀輕輕就被委以重任和他的父親湯姆·克拉克不無關系。1945年，律師湯姆·克拉克在得克薩斯石油大亨們的大力支持下，被杜魯門總統任命為美國第59任司法部長。但是老克拉克在華盛頓并不是非常受歡迎，1945年，當他同意四位芝加哥大亨提前出獄時，國會甚至專門為此成立了一個調查小組。杜魯門后來對一位傳記作家承認：“湯姆·克拉克是我最大的錯誤，他并不是一個壞人，但不是很聰明。”1949年，湯姆·克拉克成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1967年，當林登·約翰遜任命拉姆齊·克拉克為司法部長時，有人猜測，約翰遜希望小克拉克能夠勸說他父親，幫助美國從越戰中抽身而退。因為湯姆·克拉克經歷過二戰，是一個堅定的右派，對共產主義有根深蒂固的仇視，而小克拉克的思想明顯比父親開放。

　　當時越南戰爭把美國拖入泥潭后，民權運動也此起彼伏。而整個60年代，克拉克都代表著政府中支持民權運動的聲音。他上任第一次亮相就阻止了氣焰囂張的聯邦調查局(FBI)局長胡佛對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的竊聽。他曾經為阿拉巴馬的游行示威者出來作證，“應該首先指出我們社會對少數人的歧視和迫害”，這個觀點成為他司法部長生涯中秉承的主旋律。1965年和1968年，他在美國法部分別見證了選舉權法案和人權法案的起草和通過。

　　控告美國罪行

　　1968年，林登·約翰遜在選舉中失利后，白宮的人權運動家們開始疏遠克拉克。但是這無損于克拉克已經成為美國左翼勢力的一個象征。他曾經為反戰者菲利浦·貝里根當過辯護律師，組織了對FBI殺死黑豹黨人弗雷德·漢普頓和馬克·克拉克的私下調查，還曾經去越南譴責那里遺留下來的地雷。

　　1976年競選參議員失敗后，克拉克離開了政壇。他創辦并擔任主席的“國際行動中心”是美國目前最大的反戰組織。從此他也正式成為了美國政府外交政策的批評者。他批評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是“殺死無辜的平民，僅僅因為我們不喜歡他們的領導人”。

　　1980年，伊朗人質事件發生后，克拉克加入了一個叫“美國罪行”的組織，由此被美國政界視為一個“國際主義者”。1986年美國轟炸利比亞之后，克拉克會見了卡扎菲。他說，美國對其他國家的經濟制裁是不人道的，因為其他國家的人民“甚至更喜歡核武器，因為核武器殺死了人但是留下了財產，大家就不必這樣忍饑挨餓”。

　　1991年海灣戰爭以后，克拉克就設立了一個特殊的法庭，審判布什、鮑威爾等美軍領導人。他后來還出了一本書《此次判決》來分析美國和北約軍隊犯下的罪行。當有人問他為何總是關注自己國家的罪行時，克拉克說：“我們都是公民，所以我們要闡述自己的原則，并且要求政府堅守。因此一旦發現政府違背，你就應該有最高的義務去糾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