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貧困生”被當作一種稱呼或一個標簽，來指代某一類型人時，注定已經和中國社會熟知的“出身論”有了曖昧不清的聯系。

　　出身論是天然地歧視弱者一方的。當貧富懸殊成為現實，那些很窮的人幾乎不可逃脫中國社會對他無禮的歧視或不照顧自尊的同情。而當人們在這種心態的趨勢下，去資助那些窮人的孩子時，反而有可能加劇對他們的傷害。

　　但一個新的模式，使人們看到：隨著貧困生自身能力的提高，他們可以跳出貧窮的怪圈。

　　-本刊記者／李徑宇

　　馮選潔在老師的幫助下，辦理了登機手續。來到安檢口，從口袋里往外掏東西時，她顯得笨手笨腳。坐在候機大廳時，她不安地環顧著四周那些衣冠楚楚的人們。

　　此時是12月24日，馮選潔平生第一次坐飛機，也是第一次去另外一座省會城市。而她目前所在的城市是貴陽。這座中國西南邊陲并不繁華的城市里，有她在讀的貴州師范大學。

　　馮選潔應邀去參加一個會議——福特基金會“提高高校貧困生個人能力項目”一期項目終期研討會，在云南昆明舉行。

　　貧窮導致心理弱勢

　　飛機終于沖上了天空，馮選潔興奮地透過窗戶往下看。她所在的城市立刻變成伸手可掬的小地方，建筑像積木一樣。“貴陽真小！”等飛到昆明上空時，她進而發現，昆明坐落在平展的地盤上，相較之下貴陽則局促地躲在群山的一個角落里。

　　原來，她以為貴陽很大。在老家，她一直以在貴陽讀書為驕傲。老家在貴州省松桃縣，地處黔、湘、渝三省市結合部，歷史上屬“三不管”地帶，多山，地形險惡，土匪出沒，民間造槍業發達。馮選潔的父母親戚，以及她的同齡人，都生活在這塊貧瘠的土地上，許多人的年收入僅在300元左右。為了供孩子念書，一些農民只得躲在苕洞里制槍換錢。

　　2001年，馮選潔從松桃來到貴陽時，穿著樸素，普通話帶口音，吃便宜的飯菜，這一切讓她自卑。

　　第一次上電腦課。同學們很熟練地操作著程序，而馮選潔卻是初摸鍵盤。她不會開機，好不容易開機后，又關不掉；關掉顯示器后，主機還閃燈，于是只好把電線拔下來。旁邊的同學看到后說，“真笨啊。”于是，這三個字讓她刻骨銘心。生活中，她聽到太多次這三個字。因為貧窮，她雖然和別人同樣接受了高中教育，但起點比別人低很多。

　　據貴陽師范大學提供的一份材料顯示，近年來，該校貧困生占到了25%左右，一萬多名在校生中就有2000多人是貧困生。馮選潔說，貧困生大都有自卑心理，“非貧困生一句無意的話，就可能對我們造成傷害。”

　　但這是沒辦法的事情。該校一位老師說，一些特困生經常在黃昏時溜進食堂撿非貧困生的剩飯剩菜吃。經濟上的差距，注定了他們和非貧困生心理上的隔膜。“實際上，中國前幾年實行的助學貸款解決了一批貧困生的入學問題。但是，因貧窮而給這些孩子們造成的心理問題，卻很難消弭。”

　　之前，寧夏大學對在校貧困生的心理狀況做了一次調查。結果是：73.27%的貧困生對生活狀況不滿意，64.51%的貧困生體會不到生活的幸福，52.53%的貧困生存在抑郁狀態或有抑郁傾向。

　　一個模式和它所倡導的理念

　　設在北京的環境與發展研究所所長李來來說，大學生的貧困問題是社會貧困的表現。

　　一個人，一個群體，占有的資源越少，就越貧困。而解決貧困生的問題，不僅在于給他杯水車薪的錢物，更根本的措施是，“增強他們獲取資源的能力，”李來來說。

　　環境與發展研究所是福特基金會“提高高校貧困生個人能力項目”(以下簡稱“福特項目”，的具體執行機構。按李來來的設計，他們要通過這個項目的實施，探索從根本上讓貧困生脫貧的模式。

　　2002年6月，福特基金會提供200萬美金給予項目支持，項目的實施方是西南三省的8所師范和民族院校，分布在廣西、云南和貴州。

　　此時的社會背景是，隨著大學擴招，貧困生的比率越來越高，國家助學貸款政策(目前尚有制度安排上的問題)隨之出臺，各高校也在資助貧困生方面做了很多努力，許多企業和個人也有一些捐款。但是，大家對貧困生的幫扶手段很簡單，要么給錢，要么捐物。

　　在此情況下，福特項目決定不再提供助學金和獎學金，不針對任何一個個體，而要提高這個群體的能力。項目的對象鎖定貧困生，直接受益者一定也要是貧困生。杜絕學校以貧困生為名義，把這筆錢花在與貧困生無關的事情上。

　　項目希望提高貧困生三方面的能力：一、提高他們個人進入社會的競爭力，和就業密切相關的計算機、英語水平等；第二、要培養他們在團隊里工作的能力，希望他們能夠克服社交障礙，在團隊里和別人平等打交道；第三、培養具有愛心的能力，項目不希望培訓自私自利的貧困生，必須要他們設計很多與家鄉有關系的社會實踐項目。

　　和傳統項目不同的是，福特項目不把貧困生當成一個弱勢群體。項目執行者認為，貧困生相對在高校里面是弱，但給這些孩子一個舞臺，可以讓他們把最優勢的能力發揮出來。

　　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各個高校又設立了一些子項目。許多學校把普通話培訓作為一個重要內容。因為，該地區大多數貧困生普通話極差——這是他們最自卑的問題。他們夾雜在同學中間，連起碼的交流都有障礙，普遍有社交恐懼感。

　　除此之外，計算機和英語培訓，以及心理咨詢，也是各高校的熱門子項目。

　　貴州師大的馮選潔參加的是計算機和英語培訓。培訓的結果是，她的計算機能力連先前說她“真笨啊”的同學們都望塵莫及。她說，現在她在非貧困生面前的自卑感一掃而光，并且與他們相處融洽。

　　在昆明參會間隙，馮選潔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很羨慕與會的云南師大的一個子項目，叫做花卉、馬鈴薯快速繁殖技術，因為“這種技術對自己的家鄉很有用”。云南師大舉辦了四期此技術的培訓，有341名貧困生參加。一名學生說，他通過這個項目已經掙到了4000元人民幣。

　　在“提高貧困生能力”前提下，8所大學共設計了四十多個子項目，而且所有的子項目都遵循了一個原則，被福特基金北京項目官員何進博士總結為“創新的，可持續的，可推廣的。”

　　貧困生自己做主

　　與城市素質教育的不適應，與城市“繁華”生活的不合拍，使貧困生在能力上與非貧困生出現了差距。可以理解的是，當中國的政府、銀行、高校正為貧困生能否入學愁腸百結的時候，還似乎顧不上他們個人能力是否提高的問題。

　　客觀上對個人能力培訓的漠視，使得貧困生相對于非貧困生不僅成為經濟上的弱者，更成為心理上的弱勢。心理問題，按理說可以通過心理咨詢和治療解決。但事實上，當下中國各高校心理咨詢機構非常少，而且不是很專業。一方面心理咨詢機構既沒有市場化運作，也沒有成為學校長期的補貼性機構，所以導致他們做的多半是臨時性應景工作；另一方面，傳統保守的農村孩子都羞于請教心理醫生。所以，長期來中國的高校教育者們其實很難走進貧困生的內心世界。

　　實際情況表明，只有提高自身能力，增強競爭力，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一些貧困生存在的心理問題。環境和發展研究所堅持讓貧困生最大可能地參與到福特項目中。每次在學校開會，都要求公開貼海報，請貧困生的代表來參加。事實上，作為受益的主體，從立項評估一直到受益的過程中，一直都有貧困生參與。對于項目的好壞，貧困生最有發言權。

　　在貴州民族學院，貧困生的參與性發揮到了極至。該校教師認為，要真正提高學生的自強能力，必須讓學生參與到項目的管理中來，于是他們成立了一個專門的學生社團“大山之子”。該社團由貧困生組成，擁有項目的財權、物權、人事權、活動的策劃設計等權力。這中間，老師的培訓費，也由“大山之子”審批，成了“學生給老師發工資”。

　　由于全方位的參與項目的執行，“大山之子”的成員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鍛煉。特別是那些來自邊遠山區，平時少言寡語的學生，整個人的精神面貌、氣質、能力都發生了明顯變化。

　　一個叫徐川雁的女生，剛進校時，因為生活上的一些小事而和“有錢的”同學發生摩擦，遂懷恨在心，總覺得他們瞧不起自己。現在她恨“有錢人”的心態沒有了，還競選進入了“大山之子”的執委會。

　　“大山之子”原文秘部學生金英，以前和人說話時聲音顫抖，連電話都不會接，后來居然自己帶著同學進行市場調查、立項論證，并說服其他師生，創辦了“藍天印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