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一月四日電題：向普通農戶授信農信社圖角色回歸

　　　　　　　　　　　　　　　　　中新社記者李鵬

　　如果戴先鵬愿意，他可以隨時拿著《小額信用貸款證》，從鎮里的信用社貸獲得總額不超過五千元的貸款，手續簡單得“就像從自己的存折里取錢”。

　　戴先鵬是安徽省桐城市大關鎮候嶺村的普通農民。他對記者說，貸款養鴨極大地改變了自己的生活，年收入從兩千元提高到四萬元。候嶺村像戴先鵬這樣的養鴨戶，有近四百戶。他們和戴一樣，都能在授信范圍內隨時從信用社貸款，一如城市居民使用“信用卡”。

　　農民貸款簡單而便捷，信用社的風險也能得到很好控制。桐城市大關信用社的信貸員不是在鎮上辦公，而是在村委會里有專門辦公室，其日常的工作就是走村串戶，了解農戶的實際經濟狀況，對每個農戶的信用狀況和經濟實力知根知底。信用社因此被稱作“挎包銀行”。

　　大關信用社還在各村村委會的參與配合下，為每一個農戶建立經濟檔案，給農戶評定信用等級，然后向農戶發放《小額信用貸款證》，提供三千元至五萬元不等的授信。

　　截至二○○四年十一月底，桐城市的信用社已經建立農戶經濟檔案近十三萬戶，并向六萬多農戶授信，累計發放農戶小額信用貸款四點六億。對農民的小額信用貸款也改善了信用社的財務狀況，桐城市的信用社桐城市聯社主任胡國斌對記者說：“對農民的貸款回收率很高，壞賬率不足百分之一。”

　　遍布中國農村的農信社大多背負沉重的壞賬負擔，胡國斌所在的桐城市也不例外。胡國斌說，農信社過去的壞賬主要來自盲目對鄉鎮企業貸款。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農村興起鄉鎮企業熱，農信社不問風險盲目放貸，再加上鄉村干部常常把農信社當成可支配財政，農信社因而積累了巨額不良貸款。

　　把注意力從鄉鎮企業轉向了普通農戶和農民個體戶后，桐城市的農信社嘗到了甜頭——不僅新發貸款質量大幅提高，而且有能力消化一些歷史包袱。實踐證明，向農民貸款是令人放心的，中國銀監會安徽監管局長陳秀生對記者說：“農民是講信用的，信奉‘人不死、債不爛’。”

　　農民講信用，但農村金融機構過去總是把農民看作是“吸儲對象”，而不是“授信目標”。農民因此抱怨貸款難，有的甚至無奈轉而求助一些地下高利貸者。金融機構不愿向農民貸款，最主要原因是農民貸款成本高，一筆貸款少則幾百塊錢，花的人力和物力卻不少。近年來，隨著全國性商業銀行逐漸從廣大農村撤退，解決農民貸款難更顯迫切。

　　雖然成本高，但對農信社來說，向農民貸款卻是安身立命之本，并且也是其優勢所在，因為農信社和農民有著天然的聯系。中國銀監會安徽監管局長陳秀生介紹，農信社已經從中國金融體系的“輔助和補充”，成為農村金融的“主導力量”，并且摸索出許多農村金融的好辦法，除向農民授信外，還有農戶聯保貸款、創建“信用村”等。

　　中國的農信社誕生于計劃經濟時代，長期以來由于產權不清，體制僵化，再加上許多政策性因素，造成農信社人員素質下降、歷史包袱沉重、經營風險膨脹。去年開始，中國在全國范圍內改革農信社，最新的變化讓人們看到了希望。陳秀生說：“農信社應該抓住商業銀行從農村撤退的歷史性機遇，真正做好農村金融的文章，而不需要進城去和商業銀行競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