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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先驅導報駐香港記者 王健平報道　　　中國為實現經濟軟著陸而進行宏觀調控，針對目前中國宏觀調控的階段性成果，《國際先驅導報》為此采訪了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CSFB)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陶冬。陶冬連續多年被權威業內雜志、美國《機構投資者》評為“亞洲最佳經濟分析員”。

　　早調控不耽誤奧運和世博

　　記者：說起軟著陸，恐怕還得先說說中國經濟此前的情況？

　　陶冬：我判斷是否經濟過熱，一般的根據是消費過度、投資過度或政府開支過度。但中國這次過熱表現在幾年后制造業產能的極度過剩。

　　我認為近年來中國制造業的擴張是全方位的。最明顯的是鋼鐵產業，中國去年鋼鐵產量為2.22億噸，居世界第一。其產量超過世界第二至第四大鋼鐵生產國的總和。在此規模上中國還進口了3700萬噸鋼，占世界去年鋼鐵貿易的1/4。所有新上的鋼廠都指著3700萬噸進口鋼，認為“國內需求甚殷，完全可以再上新項目”。甚至有人認為“如果鋼價維持在高位，我的項目一年可以回本”(當然，這以不還銀行貸款為假設)。中國去年的鋼鐵總需求是2.6億噸，而2006年需求最多可達3億噸。但據測算，如不采取斷然措施，中國2006年鋼鐵產能竟可達到4億噸。實際上，世界上根本沒有這么多鐵礦石可供煉鋼；即使有，也沒有這么多船將鐵礦石運到中國；即使有，中國也沒有這么多電力來維持“電老虎”們運作。而靠貸款上項目，最終以不良資產的形式、靠國家買單來收尾，這是一個不可持續的增長。

　　如果中國不進行宏觀調控，估計產能短期會翻一番的行業還包括電解鋁、汽車、手機、聚乙烯、紡織、紡織機械、港口集裝箱等。到一定階段，這些產業會出現產能過剩。這將造成生產力的浪費和經濟的不可持續性發展，造成經濟的大起大落。

　　記者：這種現象的根源在哪兒？

　　陶冬：我認為投資過熱的根源有兩個，即銀根過松、體制弊端。目前的貨幣環境基本仍維持著當年抗通縮的體制。隨著通脹再燃，貨幣環境正常化是一個無可回避的課題。通脹反彈、利率不變的情境，實際上等于減息。

　　體制弊端主要體現在地方政府的GDP本位主義和銀行體系缺少系統的風險規避機制。另外，民營企業的重化工化存在經驗不足、決策不周的因素。它們的投資實際上是“理性”的投機行為(即利用信貸泛濫進行杠桿投資。賺了歸自己，虧了屬銀行)。

　　中央采取措施使經濟軟著陸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因為中國過度投資現象還沒有達到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同時全球經濟正處于一個上升的周期，不論是對中國還是世界來講，中國經濟開始降溫還不至于帶來極其嚴重的后果。現在收一收，距離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2010年的上海世博會還有足夠的時間，經濟可以進入新一輪周期。

　　調控得喘息，仍存瓶頸問題

　　記者：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6月份經濟運行數據來看，你如何評價中國此次宏觀調控目前取得的效果？

　　陶冬：這要從兩個方面來分析。一方面，從固定資產投資增幅明顯回落、工業增長速度減緩、貨幣貸款增速回穩等數據上看，“降溫”政策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軟著陸的可能性大增。

　　與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相比，我們有四個理由看好這次調控：一是這次政策調整較上次早了12至18個月；二是盡管投資下滑，但居民消費和出口競爭力較10年前大有提高，為整體經濟提供了一個緩沖；三是今天的國際收支、通脹水平和“三角債”問題遠比1994年時小，而穩定的宏觀環境提高了軟著陸的成功可能性；四是地方政府出于利益考慮，觀念立場會隨中央政府的決定發生改變的。

　　記者：這些數據對中國經濟過熱的憂心舒了一口氣？

　　陶冬：我覺得隨著投資數字下來，至少在心理上有點“喘息”機會，但是在經濟上“喘息”的空間還不是太多。因為所謂“過熱”的最大癥狀是瓶頸現象，比如煤、油、電、交通等。6月份統計數字出來后，我們發現瓶頸現象還在繼續，而受影響最大的是出口商、農民和外資，這個問題并沒有解決。

　　電力短缺現象目前尚沒有明顯改善。這中間雖然有部分季節性的因素，但電力和交通沒有出現像月度經濟數據那樣的顯著緩解。電力對出口企業的影響很大，農產品對運輸的需求很強，這個問題不解決，真正的“喘息”機會還沒有到。

　　記者：中國經濟要想好好“喘息”，看來還有待于瓶頸的舒緩？

　　陶冬：是的。中國經濟發展所需要的部分原材料可以通過進口解決，但有些東西卻未必都能進口，比如說電力、交通等。中國是煤炭第一大生產國，而現在煤炭都供不應求。原材料、能源、電力、食品、交通等這些因素都會對今后的經濟發展產生制約。

　　加息與放松銀根的辯證法

　　記者：你認為宏觀調控會持續多久？調控一旦放松以后，會不會反彈？

　　陶冬：這些問題現在還很難說。(調控放松)這種可能性不僅存在，而且很大。所以我既承認宏觀調控的效果，也強調現在講已軟著陸還是言之過早。

　　記者：以你的標準，如何判定宏觀調控是否成功？

　　陶冬：中國目前的調控成效，是在資金一片緊缺、民企出現資金斷流的基礎上取得的。而這種資金斷流是不可能長久的，這會影響到經濟中健康的肌體，這個隱性成本不得不考慮。目前調控的持續時間，我們不可能不考慮進去。

　　關鍵是要看，銀根放松或者信貸微調后，投資會怎么反應？如果銀行銀根放松到其正常運作水平，而固定資產投資中的重復建設、低效益建設均不再出現，調控就算成功。只有看到這個結果，我就可以確信，經濟已成功軟著陸了。

　　記者：在國家財政、金融政策上，你對下一階段的宏觀調控有何建議？

　　陶冬：我對此有兩個政策建議：一是微調信貸政策。第一輪信貸緊縮已經取得初步進展，投資熱得以暫時抑制。為防止因資金周轉而可能出現的破產潮，銀根宜適當放松，但整體信貸政策基調維持偏緊。以區別對待的方式，使正常的商業活動得以維持，而過度投資繼續受到壓制。

　　二是加息。穩健的貨幣政策不意味著不變的貨幣政策。我們認為政策的連貫性應在動態中體現出來，即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調整政策，以維持一個中性的貨幣環境。加息未必意味著緊縮，而是根據通縮變通脹這一現實，將利率水平正常化。這和美國聯儲日前的加息性質是一樣的。加息無法制止地方上非市場因素驅動的投資擴張，但對制止房地產過熱和原材料囤積卻有效果。同時，加息但放松銀根，也為健康、從事正常商業活動的民企提供一條生路。

　　(來源：國際先驅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