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歷史問題，中日關系還存在兩個重大障礙，那就是釣魚島問題和臺灣問題。如果順著“第三條道路”的思考，那么中日在這兩個障礙上，一樣可以找到解決問題的有效途徑。

　　釣魚島糾紛

　　釣魚島問題是領土糾紛。既然是領土糾紛，那就必須承認下列特點：雙方政府和民間都有強烈情緒；非短時間內可以解決；不僅不能靠情緒甚至武力解決，而且日益強烈的情緒必然影響大局。

　　釣魚島糾紛之所以日趨復雜，原因在于有很多外圍因素。在中方，日本在歷史問題上的模糊認識，以及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無疑是最為敏感的神經；日本奉行親美外交，推行“正常國家”之路，刺激了釣魚島糾紛。

　　在日方，中國經濟崛起引發日本保守情緒上升，右翼勢力膨脹，因此釣魚島也成為其情緒發泄的對象。

　　從這個意義上說，要解決中日釣魚島問題領土糾紛，首要前提是那些與領土爭端沒有直接聯系的外圍因素，還釣魚島問題以領土糾紛的本來面目。鑒于歷史問題在外圍因素中占主導地位，因此剝離外圍因素的關鍵是雙方首先在歷史問題上回復理性。

　　按照“第三條道路”關于既不擱置或回避歷史，但也不將歷史問題視為雙方關系主要障礙的思路，一旦中日在歷史問題的交流上邁出良性步伐，那么釣魚島問題便將還原其作為領土爭議的本來面目。

　　現代和平社會任何一個領土爭議問題，其最終解決都是下列三個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即時間、實力和智慧。以釣魚島為例，三個因素發酵過程中，最理性的辦法就是擱置主權爭議，共同開發；隨著時間推移和共同開發進程的推進，雙方最終會找到一個解決辦法。

　　在這過程中，雙方政府都須以智慧和勇氣對各自國民一些非理性的民族主義行為加以引導和管制。

　　如何淡化“臺灣因素”？

　　相比之下，臺灣問題較釣魚島問題要復雜一些，其原因有兩個：一是日本因對臺50年殖民歷史而形成的“臺灣情結”；二是日美安保條約。但即便在這兩個方面，若辯證地看，人們還是可以發現，這些并不足以構成中日關系的主要障礙。

　　首先，50年殖民歷史，構成了許多日本人心中特殊的“臺灣情結”，但日本“一個中國”的立場多年來始終沒有動搖，也曾獲得北京肯定。

　　今年以來，隨著臺海局勢的緊張，以北京的眼光看，日本在一系列對臺策略上的做法無法令人滿意，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在亞洲國家中唯一公開跟隨美國，支持臺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以及18名日本議員赴臺參加陳水扁就職儀式。但客觀地看，這里有日本的“臺灣情結”因素，再加上中國在歷史問題上對日強硬和經濟崛起等眾多因素綜合作用，最終導致日臺接近。

　　因此，對北京來說，舒緩臺灣問題在中日關系中壓力的關鍵有兩個：一、在歷史問題上采取現實、理性態度，與日本展開健康的民間歷史觀交流，以此減少因對華情緒化對抗而產生的日臺接近契機，做到團結大多數，孤立少數強硬親臺分子；二、制定務實、開明的對臺政策，以此減少庸人自擾。

　　其次，日美安保條約客觀上使日本在兩岸沖突中處于進退兩難的位置。但這里的關鍵不在日本，而在于中美臺三方如何良性互動。

　　中國須建立對日基本共識

　　關于中日關系，有幾個關鍵的共識可能需要在中國政府和民間逐步建立起來：

　　第一、中日雙方正在經歷兩國交往史上首次“兩強并列”的過程，彼此都需要一個心理調適過程，關鍵是雙方都須保持理性態度。

　　從中國方面來說，有必要理性引導急劇膨脹的民族主義情緒，并以“第三條道路”的思路，既不擱置或回避歷史，也不將歷史問題視為雙方關系的主要障礙；而是注重拓展中日間的共同利益，并通過政府和民間理性對話的管道，逐步解決雙方在歷史觀上的分歧。

　　第二、中日關系三大問題依輕重緩急來分，其次序應為：歷史問題、臺灣問題、釣魚島問題。三者之間存在內在聯系，而歷史問題則可以成為關鍵，綱舉目張。

　　第三、在歷史問題上，中國方面有必要正確區分日本大多數普通國民的模糊歷史觀、保守政治家的機會主義策略和右翼民主主義分子的極端傾向三者的界限，加大針對日本國民的工作力度，并大力加強中日人民，尤其是青年之間的往來。

　　第四、在外交政策上，有必要從日本的“亞洲觀”切入，看到日本在亞洲和西方之間徘徊的兩難境地及其對華正面作用。

　　事實上，十多年來，日本無論在1989年過后首先與華恢復關系，還是在支持中國入世方面，甚至在最近的香港民主化問題上，都執行了一條與歐美不盡相同的政策。這是中國方面可以有效利用的一個方面。

　　最后，在安全策略上，日本親美外交和日美安保同盟在較長時間內將不可逆轉；承認這一現實的同時，也應繼續承認這一現實的“雙刃劍”作用(即抑制日本極右勢力增長)，并利用亞洲區域經濟整合趨勢和正在形成中的地區安全合作框架(如六方會談)來緩和乃至消除中日未來的潛在戰略沖突。在這方面，人民之間的往來可以起到緩沖作用。

　　文章來源：《聯合早報》（有刪節）文/邱震海(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