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周琪

　　盡管從1776年美國立國至今已200年有余，但直到中國的改革開放和中美建交之前，美國人在歷史上幾乎就沒有機會來了解真正的中國，美國人心目中的中國形象很大程度上來自美國人關于自身的假設

　　“你們要學會把自己放在中國的位置上去看待中國的內外政策，考慮中國的問題。”這是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戴維·蘭普頓教授在他的課堂上不斷提醒美國學生的話。他時常發自肺腑地對他們說：我們可能不喜歡中國的政策，可能不贊同中國的價值觀，但我們必須明白，中國人同我們一樣是一個有理性的民族。中國政府之所以制定這樣的政策，有它自己的道理。我們應當了解它的道理是什么。

　　“把自己放在中國的位置上……”有誰體會到對于美國人來說要學會做到這一點有多么難？有多少人能了解，即使是提出這樣一種自我要求，他們也要經歷多少個世紀，做出多大的跨越？

　　回顧起來，雖然從1620年第一批英國殖民者乘坐“五月花”號船橫跨大西洋到達北美大陸的普利茅斯，至今已有近400年的歷史，從1776年美國立國至今也已有200年有余，但美國人在歷史上幾乎就沒有機會來了解真正的中國。這樣說，并不是指美國人沒有機會踏上中國的土地或接觸中國人，而是指美國人的種族、文化優越感和美國的對華政策始終阻止他們了解中國。

　　克里斯托弗·杰斯帕森在他的著作《美國心目中的中國形象》中講了一句十分貼切的話：“美國人心目中的中國形象很大程度上來自美國人關于自身的假設。”換句話說，美國人總是用自己的價值和制度來衡量中國，這樣，怎么可能指望他們了解一個在歷史、文化和民族方面與他們迥然不同的中國呢？

　　19世紀后期，美國人對中國的態度建立在三個既相互矛盾又相互加強的推動力之上：第一個是宗教，美國人想要用美國自己的精神、政治和文化形象來重新塑造中國，這導致大批美國教傳教士來中國傳教；其次是市場，中國的市場對于美國的經濟來說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因此美國向其他西方列強提出強迫中國開放門戶的主張，以便它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均沾在華利益；第三個推動力是以種族主義為中心的，這導致了1882年的排華法。許多美國人輕視中國人，特別是中國勞工，把他們看作是下等種族，擔心如果不加以控制，中國移民將構成威脅他們生活方式的“黃禍”。

　　從1931年以后，以《時代》周刊為代表的美國媒體開始制造關于蔣介石的輿論，它把皈依基督教的蔣介石說成是深得中國民心的領袖，正獻身于把基督教道德、政治民主和現代工業帶給中國；蔣介石是在中國的民族危難之際出現的“亞洲最偉大的軍人、最偉大的政治家和美國的朋友”，是“中國等待了幾百年”才出現的人物。此時，美國人仍然是用對自身的理解來解釋在中國發生的事情，包括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革命。

　　隨著1947年冷戰的開始和1950年起美國國內一時間甚囂塵上的麥卡錫主義所導致的對“共產主義滲透”的大清查，美國國務院中的中國問題專家幾乎“全軍覆沒”，他們要么被撤職審查，要么被強迫提前退休或要么轉到其他部門工作。無論如何，這些人有關中國的寶貴經驗和知識全部被付諸東流。對此哈佛大學著名的中國史專家費正清教授曾痛心疾首地說，“在我們的有生之年，美國再沒有人能夠很好地理解中國的場景了。”

　　從那以后，直到上世紀70年代初中美和解，在整整一代人的時間內，美國根本沒有直接的途徑來接觸中國社會。中國的改革開放和中美建交才第一次給了美國人了解真實中國的真正機會。此時的獨立自主的中國，已走上經濟快速發展之路，再不是歷史上美國剛開始與之交往時那個愚昧、落后的中國了。即使是這樣，要讓美利堅這樣一個一貫帶著優越感的民族“把自己放在中國的位置上”來看待中國和中國的政策，仍遠非一件容易之事。

　　正因為如此，從上世紀80年代初起，有越來越多的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在對美國人做著認識中國的“啟蒙”工作。其中邁克爾·亨特在他80年代發表的出色文章《從歷史的視角來看中國的對外關系》中一再告誡美國讀者：像其它民族一樣，中國人是根據他們繼承的世界觀和目標來行動的，從西方國家玩弄權力政治的政治家的角度來看，他們的行為可能是費解的，甚至是非理性的，但這些行為在中國的背景下可能“是完全明確的和在某種意義上是理性的”。

　　這一點，正是美國人能夠真正了解中國和中美之間維持良好關系的前提。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2004年第28期，作者為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院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