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系應有第三條路可走，即對日本保守政治家既斗爭又爭取﹔加強專家交流，解決歷史觀問題﹔在民間，以略帶強制性的機制推動雙方往來，尤需重視新一代的交流。

　　中日關系錯綜復雜，近年尤其在兩國民間產生情緒化反彈。但另一方面，中日理性處理雙邊關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從中國方面來說，如果將去年出臺的“對日新思維”和“外交革命”理論視為對中日關系改善的一種有益探索，那么在對日強硬路線和新思維之間的“第三條道路”，可能更具有實際操作性。

　　這條“道路”的內涵是﹕既不擱置或回避歷史，也不將歷史問題視為雙方關系的主要障礙，而是注重拓展中日間的共同利益﹔針對雙方在歷史觀上的分歧，嘗試建立政府和民間的理性對話管道，通過交流了解對方的歷史觀，求得共識，并逐步修正自身歷史觀中一些片面的成分。

　　將中日共同利益作為首要拓展的對象，乃基于對冷戰后東亞地區戰略安全和經濟形勢的客觀分析﹕中日在潛在戰略沖突和持續經濟整合之間的平衡，將決定兩國關系未來的定位﹔從好的方面說，持續經濟整合可能淡化、推遲乃至最終消除兩國間潛在的戰略沖突。

　　“第三條道路”的提出，也基于對日本社會現狀和各階層情況的基本評估。可以肯定的是，日本社會雖然近年在戰爭歷史問題上有嚴重右滑的傾向，但模糊歷史觀和戰后近六十年形成的和平主義傾向同時占主導地位，這是日本社會有別于德國的一個獨特現象。戰后日本基本形成了民主政治的框架，國民雖然思想保守，但在多年民主與和平思想的熏陶下，基本上還是會避免極端的選擇，因此極端民族主義思潮的市場極其有限。

　　日本首相小泉是一個基本沒有外交經驗和國際視野的政治家，思想保守，但與右翼極端分子還是有所區別。在中日關系上，他經常做出一些前后矛盾的舉動，看得出明顯是出于國內政治的需要。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絕大部分國民的模糊歷史觀，與極端右翼分子故意抹殺歷史的立場有著本質區別。前者源于戰后日本對歷史梳理的不徹底，以及面對中國崛起的威脅更進一步為情緒所左右。因此，在歷史問題上，有必要將日本極端右翼分子、保守政治家和大多數國民的模糊歷史觀三者加以區分。

　　日本普通國民是中日關系賴以發展的基本土壤，其模糊歷史觀是可以通過雙方民間理性交流而逐漸改變的﹔保守政治家(如首相小泉)與極端右翼分子還是有所區別，因此是可以爭取的對象﹔真正需要孤立的是少數極端右翼民族主義分子。只有正確區分上述三類不同的人，將大多數日本國民作為信任、依賴的對象，日本社會的理性、健康力量才會有進一步成長的空間。

　　“第三條道路”的具體操作，可從政治層面、專家層面和民間三個不同的切入口展開。首先，在政治層面，須采取對日本保守政治家既斗爭又爭取的策略。必須承認，小泉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但小泉本人從本質上則并非反華的極端右翼分子，而是一個一切從內政需求出發的機會主義政治家。因此，中方有必要通過各種渠道傳達信息，要求小泉應立即停止以任何方式參拜靖國神社，即便得罪遺屬會和“票田”(即基本票源)也在所不惜，以顯示一個民主社會政治家應有的良知和道德勇氣﹔而中國官方則須淡化在歷史問題上對日本的公開指責。

　　其次，專家層面的交流是中日解決歷史觀問題的重要起始和關鍵。由于中日在歷史觀上的巨大分歧，因此為避免民間情緒的沖撞，歷史觀的交流應先由專家層面展開為宜。具體說來可以通過以下兩個方面展開﹕一、成立中日教科書國際聯合撰寫小組，由中、日、韓、新加坡、美等國歷史學家共同參與，從而帶進不同的歷史觀及其切磋、修正﹔二、開發二戰歷史問題國際共同研究項目，并向兩國民眾定期公布研究結果，以此擴展兩國民眾的視野，逐步調整或豐富其原有歷史觀。

　　與此同時，雙方媒體都須以理性的態度，減少關于對方國家的負面甚至充滿敵意的報道，營造或至少恢復八十年代中日關系的氛圍。中方媒體尤其須平衡報道日本社會，避免以偏概全，而日本媒體則有必要加強對日本文化和民族性格中消極成分的評論，以此啟發日本國民對自身局限的反思。

　　最后，在民間層面，中日之間有必要部分仿照六十年代法德《愛麗舍條約》附件的做法，以略帶強制性的機制推動雙方人民，尤其是青年之間的往來。當兩國青年消弭了各自心中的仇恨或誤解，彼此的好感甚至愛的力量必然沖破原有狹隘歷史觀的藩籬，真正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來源：亞洲周刊 作者：邱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