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唐磊

　　2002年，全世界登記注冊的足球裁判員有59萬人，其中國際級裁判為400人。

　　裁判遴選制度

　　1888年，英國首先把足球職業化，聯賽成為主要賽事。此后，作為英國的地區性足協，愛爾蘭足協首先讓公證員進入場地，后來成為了現在的裁判員，由英國足協管理。

　　那時的當值裁判員是由該場比賽雙方的俱樂部共同商定的，在比賽前一周把裁判員的姓名公布，并詢問兩家俱樂部的意見(至今巴西仍然實行這樣的制度)。

　　二戰后，時任國際足聯主席認為這樣做有損裁判的威信，首先在國際足聯改革，通過了“國際足聯裁判委員會擁有對裁判最終任命權”的決定。并改為國際足聯裁判委員會由13個人組成，在選擇比賽當值裁判時，如果贊成票和反對票數相等，裁委會主席的一票等于兩票，2/3票以上通過。

　　上世紀60年代，各國足協紛紛仿效，裁判由聯賽國裁判委員會指定，不能隨意更改，具有最終效應。

　　同時，裁判委員會為數不多的成員都來自不同的地區，例如，英超的裁判委員會就沒有兩個來自倫敦的成員。

　　中國足協分別于1974年和1979年，恢復了亞洲足聯和國際足聯的會員資格。在此之前，國內對國際上通用的足球規則和裁判員規則知之甚少，對此的理解主要是通過前蘇聯的《足球雜志》。直到會員資格恢復后，國際足聯才把每年規則、章程的改動版或不改動版發給中國。

　　當時中國參加足球活動的人很少，加上其他各種原因，裁判員的選拔往往都是靠熟人介紹、老師推薦，主要都是圍繞著基礎比較雄厚，有條件開裁判專業的北京體育大學展開，其他的裁判都是靠自學。

　　也正是由于這樣的歷史原因，裙帶關系嚴重成為中國足球裁判界的弊病，現在活躍在國內裁判界的很多人都是北京體育大學的學生。裁判委員會的9～10個人中，有6～7個來自北京。對于指派裁判的橫向、縱向回避，中國還是一種幼稚的狀態。而國際足聯章程第49條第一款里規定：凡是涉及同一足協的比賽相關討論，行政官員和比賽官員必須回避。

　　裁判的經濟監督機制

　　目前，在國際足聯規定下，執法國際比賽的裁判都在交通工具、食宿等方面享有頂級待遇，他們能從每場國際比賽中獲得200美元。如果執法大型國際賽事，收入會更多。1998年世界杯，每位入圍裁判的獎勵是2萬美元。

　　但同時，他們也受到國際足聯極其嚴格的經濟監督。

　　1910年，英國就做出規定，裁判員必須在做裁判前出具有法律效益的財產證明，登記自己的財產數，每年稅務和司法人員對裁判員財產的例行檢查不少于兩次。之后歐洲其他國家開始職業聯賽，都在這點上借鑒了英國的經驗。

　　同時，國際足聯規定裁判員不得接受超過50瑞士法郎(約330元人民幣)的饋贈，目前的限額是100瑞士法郎。亞足聯規定，裁判饋贈額不能超過50美元。

　　在上世紀的職業足球聯賽比賽中，主場俱樂部的秘書長會在比賽前將裁判費當面交給裁判，并請裁判簽字，這里面包括裁判的旅費、食宿，一切都公開進行。但是后來，裝裁判費的信封厚度會不時違規增加，有的裁判開始違背職業道德。

　　1985年國際足聯規定，以后比賽東道主先把裁判費匯到國際足聯的賬上，再由國際足聯指定的比賽監督以支票或現金的方式給裁判，后來國際排聯也效仿并使用至今。各國的聯賽也如此，由足協收取并發放。

　　如果發現裁判有來歷不明的收入，各級足聯、足協也都無權干涉，一般先得清脫自己，宣布將其除名，讓本國的執法部門處理。經過執法部門調查發現俱樂部賄賂裁判，該俱樂部將停賽一年，并被罰降至本國最低級的聯賽。

　　如今還遠沒有完全職業化的中國足壇，在糟糕的市場環境下，靠經營俱樂部本身贏利，其實是一項不可能實現的任務。這種情況下，商家投資足球主要有兩個原因：1.當地政府行為。2.企業通過足球這個媒介，向社會大眾傳遞自己的品牌信息。而最終能受大眾關注的只有頂級聯賽甲A(現更名為中超)，頂級聯賽中的強隊想奪冠、弱隊不希望降級、次級聯賽的球隊希望升入定級聯賽……都是俱樂部投資聯賽希望的結果。

　　然而中國足球市場化十年間，除了引進聯賽制度外，始終沒有出臺過相關的條例來完善和約束這樣的商業性比賽。于是無規則下追逐利益最大化，成為商家再自然不過的行為。球場的“法官”——裁判，自然是這個利益鏈中的關鍵一環。

　　另一方面，大家對球員、球隊、教練甚至足協越來越失望，球迷和媒體也逐漸把注意力從比賽本身集中到比賽之外的事件上。

　　這最終導致“黑哨”在中國成為球迷和媒體圍追棒喝的目標。

　　在國內足球比賽中，俱樂部額外給裁判費用已成為不成文的規矩。費用金額一般在10萬元左右，包括1名主裁、2名助理裁及1名第四裁判，有時還要分給比賽監督。

　　目前國內足球比賽中，公開報酬是：主裁判3000元/場，助理裁判1800元/場。

　　足球裁判監督制度

　　裁判執法，不論受賄與否，都可能出錯，所以監督裁判業務行為的比賽監督和裁判監督出現了，他們與每場比賽中的4名裁判(主裁判、2名助理裁判、1名第四裁判)，統稱為比賽管理。

　　為了4名裁判員能更好的配合、溝通，他們最好是來自同一地區。但是比賽監督來自的地區必須不同于4名裁判、不同于兩個參賽隊，也不同于裁判監督。這樣就構成了比賽管理中的多方牽制和互相監督。

　　國際足聯比賽官員條例里規定，比賽監督有權在比賽開始前對裁判員進行指導，但沒有權利干涉裁判的具體判罰，中場休息時，也可以同裁判進行指點、勸告、訓責，這是裁委會給予的權力。裁委會對裁判的處理也只限于比賽判罰等純業務方面，如果發現裁判有經濟問題，裁委會也只有將其開除的權力，沒有其他處罰權。

　　另外，在役的國際足聯行政官員和比賽官員不得在公開場合(內部業務討論除外)議論、解釋、分析、預測自己和其他裁判的任何比賽。1994年美國世界杯，時任國際足聯秘書長布拉特發表了不利于裁判的評價，引發裁判的集體抗議，后來任國際足聯主席的阿維蘭熱出面安撫，事件才平息。

　　作為國際足聯的會員國，中國國內聯賽裁判的委派、監督工作遵照國際足聯的相關規定，由中國裁判委員會負責。

　　裁委會是中國足協成立以來的常設機構，在職業化之前的裁委會就如足協一樣，是一個徹底的“清水衙門”，而它也是足協各部門中職業化前后反差最大的一個部門。

　　《足球》報記者劉曉新曾撰文介紹過中國的裁委會“畸形”的現狀：職業化以后，裁委會的職能在于對裁判的培訓、評定、懲處以及委派。對裁判而言，裁委會就是他們的“衣食父母”，一名裁判的成長，在某種程度上甚至類似于對一名演藝界人士的包裝過程——人人都可以背得出規則章程，但不是人人都有機會執法。而對于俱樂部來說，裁委會的委派之責成了最大的暗箱操作，任何一名有門路的裁判，不管其級別大小，地方俱樂部都成了他們的財神爺。

　　(感謝廣州體育科學研究所淦耀提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