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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一段時期，許多地方出現了領導干部出國學習、培訓的熱潮。據報道，有一個沿海省份，3年中有54名廳局級、1325名縣處級黨政領導干部，到歐美發達國家接受為期3個月以上的培訓。該省還在新加坡一所大學培訓了1090名官員，在香港等地也有一些培訓項目。尤其是“中國高官哈佛培訓3周每人學費20萬”的新聞近來引起了人們的熱烈討論，不僅時間與花費的巨大反差令人驚訝，就是干部出國的真實目的也讓人懷疑，甚至有人提出“去哈佛不如去延安”的尖銳批評，這究竟是不是新時期的“新洋務運動”？

　　“去延安”更實在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離開了部分領導干部特別是基層領導干部對待“學習”態度的實際狀況，來談論應該去哈佛或者去延安，是一個偽問題。因為理想的干部狀態應當是既具備延安實事求是、艱苦奮斗的精神傳統，又掌握哈佛現代化管理理念和技能。也就是說，如果學習者缺乏的只是精神狀態高揚和管理水平提升，那么去延安和去哈佛同樣必要。我們寧愿相信，這也是提出去哈佛學習動議者的思想初衷。

　　但實際狀況是，借出國學習、培訓、考察之名行參觀、游覽甚至“開洋葷”參與色情、賭博等違法違紀活動之實，已經成為一種新的流行腐敗方式。在這些干部那里，赴西柏坡重溫“兩個務必”甚至紀念“七一”建黨活動都能被演變成公款玩樂，那么某地官員去哈佛“培訓”三周成了每人花費20萬元的“豪華游”的事實也就沒有太令人意外之處了。這種另類腐敗大肆糜費公帑，銷蝕干部為官操守的底線，與人民期待漸行漸遠，是對延安精神的反動；這樣的低質外露與現代管理對素質的起碼要求相悖，不能想像以此基礎遠赴哈佛，會求得什么管理真經。

　　同時應該承認，這樣的干部在干部整體構成中決不是“個別”，這樣的腐敗其嚴重程度也常常超出人們的想像。在這樣難于把握干部行為的情況下，整體性提倡出國學習，效果確實令人擔憂。老百姓一聽到干部“出國學習”就敏感地想到“公款旅游”確是實情，這也是“去哈佛不如去延安”民間說法產生的原因。

　　作為干部管理者，盡快培養出大批德才兼備的社會管理人才的急迫可以理解。但無本之木難以成才，大氣候的優化也是具體措施收到實效的必備條件。哈佛的好東西自然特別誘人，但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整合干部隊伍重塑素質基礎，也就是說從實實在在的“去延安”抓起，培養他們正確的為官理念，形成政治開明官民同心的干部成長氛圍，比倉促間“去哈佛”更緊要。至于其中一些可以從任何好形式中變了法兒搞腐敗的干部，缺的是最起碼的為人操行，亟須黨紀國法的約束和處置，他們連“去延安”的必要也不存在。(宋希平)

　　去哈佛需提高透明度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應該說，在中國經濟還不發達，教育資源極其短缺的今天，我國官員的哈佛進修代價似乎高了些。但考慮到西方國家高等教育的市場化，既然決定將中國的官員送到這些學校進行培訓，就不能不接受他們的報價。所以，現在不是討論哈佛大學的收費是否過高的問題，而是需要考慮將我國官員送到哈佛大學進修是否有必要的問題。

　　從表面上來看，社會科學或者公共管理科學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培訓與否，對于提高我國政府管理水平影響似乎不大。有些接受過培訓的官員在工作中也未表現出過人之處。但從本質上來看，對政府官員進行培訓，其實是一個國家必不可少的投資，它有利于提高政府的運轉效率，有利于為公眾提供優質服務。從這個角度來說，只要政府存在，任何一個國家的國民都必須為政府管理人才培養付出代價。所以，如果撇開培訓的效果，而單單考慮培訓的必要性，那么，答案是非常明顯的。

　　在有些國家，政府通過高薪直接從人才市場上吸收具有豐富管理經驗的專家進入到公務員隊伍，提高政府的管理效率。但是，即使在這些國家，每年仍然需要支付大量的培訓經費，提高公務員的管理水平。我國政府為了提高公務員的整體素質，鼓勵公務員到國外進修培訓，現在看來，這是一個具有戰略眼光的舉措。然而，正如人們所擔心的那樣，假如培訓的結果無法評估，而培訓的過程又缺乏透明度，人們難免會對政府官員出國培訓說三道四。

　　管理現代政府，不是管理手工作坊，它需要許多專門的知識，需要管理者擁有廣闊的視野和嶄新的觀念。因此，官員走出去開闊視野，接受新的觀念，增加政府管理的專門知識是非常必要的。由于國外高等教育的市場化非常成熟，今后在制定我國的政府公務員培訓計劃時，應該通過公開競價或者更加透明的方式，選擇培訓的合作伙伴和培訓的項目。如果僅僅依靠某個專家的推薦，或者根據某個教育機構、某個政府領導人的個人好惡來決定培訓的方式和培訓的機構，那么即使達到了培訓的效果，也難免會引起人們的議論。所以，增加官員出國培訓的透明度才是今后需要改進的重點所在。(喬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