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代人閱讀魯迅，知識分子崇拜魯迅，原極自然，無須“焦慮”的。偏偏“美男作家”葛紅兵教授要作“核心焦慮”狀，在新近出版的《直來直去》一書中，以“魯迅：被誤讀的大師”為題，教導“誤讀”的人們“正讀”魯迅。

　　葛教授解讀道：“我發現魯迅是很有可能成為一個文學巨星的，但他竟然在這個時候放棄了小說創作”，故爾“魯迅在文學上是半成品的大師”。

　　按照葛教授這個思路，文學大師就是小說大師。《現代漢語詞典》說，文學包括戲劇、小說、詩歌、散文，我想，自然也就包括了雜文。這個劃分，作為文學博士的葛教授不可能沒有學過。雖然教科書將文學列于屬的地位，但葛博士卻要將種等同于屬，用小說取代文學，于是雜文就算不上文學，魯迅就降格為“半成品大師”。半成品當然不是成品，魯迅的“大師”銜也就值得“焦慮”了。明明是文學博士誤讀了文學，卻說是中國知識分子誤讀了魯迅。

　　封魯迅為“半成品大師”，除了文學屬種概念上的玄虛外，還有文學功能和創作動因方面的考究。葛教授論述道：“魯迅開始了中國新文學的歷史，但同時也開始了中國新文學一個不好的歷史，就是偏重于思想，偏重于直接的社會功利。從社會功利出發來寫作，而不是把文學當作一個自身具有意義的工作。”于是，魯迅便成了“功利主義者”。

　　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是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文學家與文學的使命，只能是喚起民眾進行求解放的斗爭。中國新文學的歷史，便是喚起民眾反帝反封建反獨裁、爭民主爭自由爭進步的歷史。倘若怒向刀叢覓小詩、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戰斗精神和生涯，是“直接的社會功利”，是“不好的歷史”，難道當乏走狗倒是“超越”、當亡國奴倒是好歷史嗎？難道遠離現實，不食人間煙火，為藝術而藝術地開出些無根花來，才是好文學嗎？難道喝著牛奶咖啡，無病呻吟地寫一些師生戀、三角情之類的玩意兒，才算具有文學的“自身意義”嗎？

　　魯迅為了民眾的覺醒棄醫從文，為了民族的新生棄小說而專工雜文，將自己的命運和創作與民族的前途和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向著黑暗的統治者和侵略者發起了堅韌的戰斗，吃的是草，擠出的是奶，全沒有考慮自己能否成為什么“導師”或“大師”；其作品，無論小說還是雜文，都參與了、創造了而且無愧于中國新文學的歷史。這種“直接的社會功利”，無疑是契合國家民族人民大眾根本利益的功利，不可隨便舍棄，更不可隨意貶損的。我們有什么資格和理由指責魯迅當年“放棄小說創作”的革命選擇呢。

　　葛紅兵認為魯迅是“被誤讀的大師”，錢鐘書是“被神話的大師”，唯巴金幸免未“被什么的”，那么巴金對魯迅的評介應當不算“誤讀”吧。魯迅逝世時，巴金在《文學季刊》推出的《哀悼魯迅先生特輯》《卷頭語》中說：“我們失去了一位偉大的導師，青年失去了一位愛護他們的知己的朋友，中國人失去了一位代他們說話的人，中華民族解放運動失去了一位英勇的戰士。這個缺額是無法填補的。”如果巴金的看法能夠代表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的看法，那就說明不是人們誤讀了魯迅，而是葛博士誤讀了魯迅；確切地說，葛博士是在褻瀆魯迅。

　　站在敵對的立場攻擊魯迅，人們容易看清；選擇文學“自身意義”的角度貶損魯迅，人們就不大容易識別；而打著反對神化魯迅、還原“真正的魯迅”的旗號矮化、丑化乃至異化魯迅，則更會使人云里霧里地分不清是非左右。(來源：中華女性網 文/朱兆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