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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勢企業家與政府在企業收益分配權問題上的沖突，往往是導致這些企業家黯然去職的實際原因

　　本刊評論員/秋風

　　在64歲的趙新先、62歲的王之分別被國資委免去三九集團與長城集團的所有職務后，倪潤峰也再次以年齡為由被免去長虹的所有職務。

　　當然，沒有人相信年齡是真正的理由。60歲，對于一個企業家來說，正是其企業家能力的鼎盛期。事實上，這幾年，長虹的業績并不算差。

　　根據目前透露出來的信息，導致倪潤峰離職的真正原因，可能是以倪潤峰為首的管理層，與國有大股東、也即當地政府在長虹產權改制方面產生了分歧，或者更直截了當地說，是緣于強勢企業家與政府在企業收益分配權問題上的沖突。

　　仔細算來，在倪之前，已經有好幾位跟他同樣出名的企業家，因為同樣的理由而黯然離去，甚至身敗名裂：比如云南紅塔的褚時健，廣東健力寶的李經緯，三九醫藥的趙新先等。他們的退場，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這樣的企業無一例外缺乏一個原始性的市場合約

　　這種類型的企業家，或許是轉型時代的中國所特有的。他們所經營的企業，開始根本就不起眼，跟大多數國有企業一樣平庸。如果換成別的人來經營，可能早就垮了。但是，他們卻具有企業家天賦，而且運氣也不錯。于是，他們把一家不起眼的企業經營得有聲有色，迅速地做大、做強。企業的利潤急劇膨脹，企業家成了英雄。

　　然而，這些企業特殊的產權結構決定了，這樣的企業無一例外缺乏一個原始性的市場合約，也就是，沒有把丑話說在前頭。

　　因而，整個企業的收益權安排，就是一筆糊涂賬，必然引發沖突。

　　歸根到底，企業是由一組合約組成的。投資者投資多少錢，聘請誰當經理、招聘哪些員工和工人，經理可以得到多少收益，員工可以享受什么樣的工資、福利，事先都用合同明確地約定，所有這些原始性的合約組合到一起，就構成了一個完整的企業。每個人的權利、收益、利益、責任，都寫得清清楚楚。每個人都知道自己需要付出什么，能夠得到什么。覺得滿意就可以干，覺得不滿意可以走人。

　　然而，國有企業大都缺乏這樣的原始性合約——股東所聘請的經理人究竟可以享受多少收益、利益，事先根本沒有明確規定。早期缺乏期權方面的安排，正是一些強勢企業家走向失落的陷阱。

　　國企老板不能把自己想象成比爾·蓋茨或韋爾奇？

　　在企業跟大多數國有企業一樣平庸的時候，這個問題并不重要。因為企業本來就沒有多少利潤，也沒有前景，但是，當企業突然被一個機靈的管理者做大之后，問題就來了：國家當初只有幾十萬、幾百萬的投資，現在，企業的總資產達到了幾十億，每年的利潤也達到了幾個億，這些收益如何分配？

　　強勢企業家當然覺得，如果沒有他，企業早就垮了，因此，他應當分得一部分收益。但政府卻不這么看。

　　政府會想，原始投資是國有的，政府也為你的發展提供了很多方便，包括信貸、土地、稅收等方面的優惠。而且，你盡管成了名，仍然是國家干部，你就應當服從政府的安排，而不能把自己想象成比爾·蓋茨或韋爾奇。

　　這兩種心態，都有經濟學理論的支持。一種理論強調，企業家精神是市場的驅動力量，正是企業家發現、捕捉和利用利潤機會的能力，推動了新產品開發與銷售、技術進步、企業組織改進等等。因此，企業家應當分享利潤。而另一種理論則相信，利潤來自資本投入，是資本雇傭勞動，其中也包括管理層。因此，收益的分配權應當由投資人控制，企業家不過是配角而已。

　　利益的沖突就此展開。

　　政府并不反對改制，問題僅僅在于，誰來主導改制？

　　政府當然也逐漸明白了企業家能力對企業發展的決定性意義，因此，也可以同意大幅度增加其薪水，比如綿陽市就曾出臺《國有企業經營管理者期股激勵試行辦法》，根據這一《辦法》，國企領導人的薪水有所提高，倪潤峰的年薪據此被提高到120萬元左右。

　　不過，這仍然不能讓強勢企業家滿意。因為他們認為這跟他們的貢獻相差太遠。因此，企業家熱衷的是改制。

　　早在1999年，長虹就開始制定民營化計劃，核心便是國有股減持，目標是逐步使長虹旗下的上市公司成為國有股所占比例不超過20%的股權多元化的公眾公司。2002年倪潤峰曾透露，他多次與政府部門溝通過，使長虹逐漸成為民營企業。

　　這是很多強勢企業家的共同興趣。比如，整個90年代，“股份制改造”幾乎是健力寶的一個主題詞，李經緯本人一直在積極尋求改制。三九醫藥的趙新先在過去十幾年間也一直在計劃進行產權改革。但一直到他離開三九集團，這個問題還是懸而未決。

　　事實上，對于這樣的改制計劃，政府方面其實并不反對，三水市政府就一直致力于推動健力寶的改制。甚至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直接管理的特大型國有企業，大部分未來也將走上改制之路。問題僅僅在于，誰來主導改制？

　　或者換一個說法，核心的問題在于，在改制過程中，那些自認為對企業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的強勢企業家，將獲得多少收益？沖突源于改制控制權之爭。

　　在這類由強人控制的國有企業的改制計劃中，最關鍵的一個環節，都是管理層對公司國有股的購買(MBO)或者管理層的期權安排。而引入投資者，如三九醫藥之引入印尼力寶集團、長虹之引入微軟，是這些企業家尋求固定自己收益權的最佳契機，因為，外部投資者一般都希望以MBO方案架構一個比較合理的企業治理結構。

　　但是，由誰來主導，結局將會大不一樣。

　　如果由強勢企業家主導這種產權改造過程，則他們會力爭與外來投資人在MBO以及產業方面達成一致，然后迫使政府以較低的價格轉讓國有股權；相反，如果由政府主導，則首先考慮的是將國有股賣個好價錢，然后才會考慮管理層的利益。

　　事實上，當年李經緯看中的一個改制方案是：李經緯與高管持股75%，其中三水政府再給李5%的股權獎勵，經營層自籌資金購買股份。

　　這樣的安排，不管是從經濟的角度，還是從政治的角度，政府顯然都無法接受。當然，在由此引發的沖突中，失敗者只能是強勢企業家。

　　他們的時代將要結束

　　惟一成功的個案是TCL的李東生。李東生說服地方政府，在企業發展的半截，構造了一組原始性合約，從而厘清了政府國有股與企業經理層的收益安排。

　　早在1997年，在李東生主導下，TCL與惠州市人民政府簽署了為期5年的放權經營協議。

　　按照協議規定，TCL到1996年的3億元資產全部劃歸惠州市政府所有，此后每年的凈資產回報率不得低于10%；如果增長10%～25%，管理層可獲得其中的15%；增長25%～40%，管理層可獲得其中的30%；增長40%以上，管理層可獲得其中的45%；超出部分獎勵給管理層，這是TCL后來進行MBO的主要資金來源。

　　2004年1月30日，TCL集團實現整體上市，李東生擁有TCL集團的1.445億股股份，身家一舉超越10億元。

　　對李東生，倪潤峰們只有羨慕的份兒，而年齡更使他們在與政府的抗衡中底氣不足。因此，可以預計，他們的時代將要結束。

　　他們的離去，或者可以為根本的問題找到出路——強勢企業家之后的一代管理層，普遍地缺乏英雄氣質，因此，他們不大會直接與政府沖突，這倒為解決產權問題提供了某種可能性。因為政府擔心的不是改制本身，而是由一個強悍的企業家主導的產權改革方案。

　　倪潤峰剛剛下臺，據傳長虹與微軟的合作就進入實質性操作階段。報道稱，政府可能會贈送倪一定股份，盡管這最多只能算是鼓勵獎，但能夠全身而退、并且能夠為企業改制打通出路，他也許該滿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