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秦新安

　　在中國經濟最活躍的長三角，缺電缺煤缺油給經濟帶來的損失，可能甚于去年的“非典”

　　2004年6月5日晚10點半，浙江慈溪市威寧機械有限公司一臺二手發電機在調試過程中發生爆炸，包括公司法人代表在內的4人當場死亡，兩人重傷。這是自去年7月以來，浙江省內第三起因企業自備發電機而起的人員傷亡慘劇。

　　與此同時，杭州、嘉興等地方政府紛紛出臺文件，為企業購置自發電設備和對發電進行補貼 杭州市決定，對市區2003年7月1日以后購置的自備發電機，由同級財政給予每千瓦容量300元資助，按發電量再資助0.12元/千瓦時。

　　由此，市場上各種柴油發電機供不應求，不管品質高低成色新舊，只要是能發電的，都成了企業甚至居民追搶的“香餑餑”。

　　有關方面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6月15日，杭州市已有柴油發電機1720臺，裝機容量60余萬千瓦；嘉興市在電力部門備案的柴油發電機達2000臺，企業自發電容量達80萬千瓦；溫州市自備柴油發電機總容量更是在100萬千瓦以上，超過該市供電負荷總量的1/3。

　　自備發電機的普及，是對日漸成為“世界工廠”的中國的一個反諷。但這是當前的現實，一位接受采訪的私營企業主說，“天天都停電，不自己發電就只有等著倒閉，跳樓了。”

　　能源“三荒”

　　“這實在是一劑無奈的‘藥方’。”說到政府補貼自備發電，浙江省經貿委能源處一位負責人表示。

　　據預計，今年浙江全省電力缺口將高達430萬千瓦。這意味著，年初以來，除了春節期間的10天外，浙江每天都出現嚴重拉閘限電，到4月底，累計拉閘限電，超過去年全年。

　　這種無奈不惟浙江特有，據國家發改委統計，今年一季度以來，全國高峰時段拉閘限電的省份已達24個，尤以長三角地區的浙江、江蘇、上海三省市為甚。

　　江蘇省電力公司新聞發言人殷瓊向本刊表示，今年江蘇省用電缺口，占華東電網缺口的一半以上，為全國之首。自5月底以來，該省已從“時段性缺電”進入“全天性缺電”狀態。

　　在上海，多年來讓當地人引以為豪的“夜上海”景觀照明工程，重蹈了去年被全部關閉的命運。按照上海電力部門的測算，景觀燈全部開啟后，耗電量將達到20萬千瓦，相當于三峽電廠目前對上海的供電總量，而今年全市預計用電缺口達630萬千瓦。

　　如此形勢，根據電力專家的判斷，上海尚屬于“一般短缺”，江蘇屬于“嚴重短缺”，浙江則已進入“電力危機”狀態了。

　　由于占長三角地區電力供應主體的火力發電約占70%以上，電力緊缺進而引起電煤告急；大量自備發電機的出現，又導致柴油脫銷。如此“三管直下”，遂使長三角地區出現電、煤、油“三荒”的能源危機局面。

　　缺電猛于“非典”

　　6月23日下午，南京市有序用電協調小組辦公室。值班科長張長滬桌上的四部電話響成了一片，旁邊還有十多個人排隊等著向他求救。一家名為“世紀緣”酒樓的經理哭喪著臉說，頭天晚上，酒樓在營業高峰時遭遇停電，一桌客人因為不愿給錢而打傷了員工，滿樓的客人趁勢一哄而散。而此前連續5天的停電，已經使酒樓損失近30萬元。

　　南京汽車集團專用汽車公司的一位工程師接過話說，因為缺電，上個月就推掉了好幾個單，現在衛生部一批急用的農村醫療巡回車也不能按時交貨，加起來都損失上千萬元了！

　　南京市經委辦公室主任告訴本刊，由于該市電力缺口有增無減，年初以來就不得不對企業實行“開五停二”(開工五天停兩天)的C級用電方案，中小企業因減產效益普遍降低1/4左右。6月23日南京再創今年以來的限電紀錄，幾乎所有高耗能單位、企業和寫字樓都嘗到了限電的苦頭，部分單位自動過渡到“開四停三”的D級用電方案。

　　相比南京，缺電更嚴重的杭州，損失更大。據統計，今年1～5月，杭州全市有1289家企業虧損，其中絕大多數是由缺電引起的產能不足或質量問題所致。浙江省一位領導曾對媒體說，2003年爆發的能源問題將影響浙江GDP0.6個百分點，相當于非典的6倍。

　　不僅如此，電力緊缺引起的引資擔憂也正在變成現實。今年4月，上海有關部門曾與十幾家大型跨國公司駐滬企業進行有關電力問題的座談，這些外資企業普遍表示，如果上海供電持續不足，將不得不考慮轉移投資。江浙兩省的一些日資汽車、電子企業，也紛紛抱怨將生產調整到晚上和周末，所帶來的勞動力成本劇增。

　　諾基亞(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寫給杭州市委、市政府的一封信，直白地表明了這種情況持續的后果，“如果杭州研發中心的業務開展遭到電力供應的嚴重掣肘，受損害的將不僅僅是諾基亞，還有杭州招商引資的信譽和效果。可以想象，沒有一家公司會投資在一片電力供應無法得以保證的土地上。”

　　開源之困

　　面對缺電困境，長三角地方政府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廣開電源”。開源的路子無非兩條：一是向別人買，二是自己發。但他們很快發現，兩條路都不好走。

　　據華東電網公司有關人士介紹，華東電網屬于消費型電網，不能外供，只能在網內進行省市間調配。在電力充裕的情況下，各電網之間的調配和供銷是常見的一種解決短缺的辦法，但現在大家都出現緊缺，“有錢也買不到電了”。

　　向外買不到，只好自力更生多發電。長三角的火力發電占70%以上，但很快又發現煤的問題更嚴重。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的數據，煤炭產品價格已經連續幾月持續大幅度上漲。4月份，與去年同月相比，原煤出廠價格上漲13.9%。煤價大幅上漲，直接將火電企業拖入了困境。許多煤耗高的老機組運營成本大大高于銷售電價，火電廠為減輕虧損只得限制出電或被迫停機。江蘇省電力公司新聞中心副主任沈偉民告訴本刊，就算愿意花很高的代價，發電企業還是“一煤難求”。6月，據江蘇省電力燃料集團總經理透露，江蘇電煤短缺的情況非常嚴峻，總庫存低于5天的警戒線。他們正想盡一切辦法四處買煤，省政府也在向一些產煤省份發函，商請支持。可目前的情況是，不止江蘇省缺煤，全國還有二十多個省市都面臨“燃煤之急”。

　　6月上旬，上海市副市長胡延照上任伊始就直撲山西、河北，目的是“跑煤”。深諳缺電之苦的浙江省，早在半年前就由省長呂祖善帶領全省11個市的市長前往山西、內蒙古等地，與當地三家大型煤炭企業把煤炭供應合同一簽就簽到了2010年。

　　為了保證火力發電，南京市甚至不惜動用行政命令。在6月1日的全省電力迎峰度夏電視電話會議上，南京市副市長奚永明強調，南京供電要堅持“保發、穩發”兩個原則，全市所有燃煤發電企業到6月底必須完成“電煤儲備量達到10天用量以上”的硬任務，同時在年底之前完成增加42萬千瓦以上電力負荷的計劃。

　　一方面供電缺口頻頻拉大，另一方面發電企業卻面臨生產經營困難，這一矛盾，成了長三角官員最頭痛的問題。

　　除了充分利用現有發電能力，各地還不約而同地做出了另一種選擇——大力開展電力建設。這顯然是著眼于長遠的考慮。

　　盡管電廠的建設周期一般需要3～5年，可謂遠水難解近渴，但“不建就永遠沒有主動權”，浙江省經貿委負責人說。

　　然而，這種大干快上的電力建設形勢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擔憂。

　　首先，最現實的問題是，眼下本來就燃煤緊張，解決起來也是困難重重，還建設這么多需要燒煤的電廠，拿什么來使它運轉？據了解，目前開工的燃煤裝機已經占開工裝機總量的91%，這種以火電為主的能源結構使我國對煤炭具有越來越大大的依賴性。

　　“再把眼睛死盯著煤炭，無異于飲鴆止渴。”一位電力專家憂心忡忡地說。

　　再者，就算到時有辦法解決煤的問題，這么多電廠全建成后，到底能否消化得了？有關專家指出，梳理近十年來我國電力建設的脈絡，很容易看到一個鏈條式的怪圈：“電荒—上項目—過剩—減少投資—電荒—上項目……”而根據國家電網公司預計，2005年全國電力供需形勢將由緊張走向緩和，2006年基本平衡。那么，到了2007年，隨著更多新電廠的投入運營，是否會引起新一輪的電力過剩？

　　此外，能源消耗所引發的環境問題同樣不容忽視。由于這一撥新建電廠絕大多數是燃煤電廠，也就意味著將有相應的排污量和巨大的耗水量，對此國家能源局局長徐淀明對媒體說，到時不僅城市缺水的狀況更加嚴重，酸雨還會“把你的心、肝、肺都腐蝕了”。

　　節流之難

　　“聽到喊話的用戶請注意，現在請按照指標限電。”6月23日上午10點，南鋼集團電爐廠廠長再次聽到了那讓他“心焦”的喊話聲。

　　聲音來自配電房墻上的一個黑色小喇叭，它連接著一套叫“無線電負荷管理系統”的用電監控裝置。這種裝置的作用在于監控企業在規定時段的用電負荷。如果企業的用電負荷在規定的時段超過要求，裝置將自動發出警告，并遠程傳輸給供電管理部門。

　　目前南京市有這種裝置2384套，占企業工廠的80%。

　　對企業用戶安裝負荷監控儀器，只是長三角地區有序用電的一種典型做法。事實上，在電力“開源”的重重困難面前，“量菜吃飯”成了長三角地方政府現實而明智的惟一選擇。

　　南京市有序用電協調小組辦公室科長張長滬判斷，所謂有序用電，“不過是過去的計劃用電換了一種說法”。但同樣是“計劃”，現今的難度卻比過去要大得多。

　　隨著“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理念的不斷深入，長三角地方政府在制定計劃用電措施時，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首保居民用電”的政策。杭州市經委能源交通處處長樓青山介紹說，杭州市委市政府從去年出現缺電險情開始，就提出了“讓電于民”的政策，要求任何情況下都把確保居民“有燈可點、有飯可燒、有電視可看、有空調可用”作為首要任務。

　　樓青山認為，對于普通居民，只能多向他們宣傳節約用電的知識，來不得硬性措施。而且，“居民也的確惹不起”，樓舉例說，5月中旬下城區一個小區發生停電事故，因為比承諾的時間晚了一小時恢復，居民們就涌上街頭，把交通都堵塞了。

　　然而，“讓電于民”意味著更大的經濟損失。以創下今年南京限電最高紀錄的“6·23大限電”來說，當天，居民用電受到影響微乎其微，但裝有負荷控制系統的企業幾乎無一幸免。南鋼集團一位負責人稱，當天南鋼限電近6萬千瓦，損失近10萬元。“最受不了的是限電反復無常”，該負責人說，有時供電公司要求10點限電，11點就恢復正常，但可能12點又要求再次限電。

　　這便引出第二個難題——限企業的電，選誰動刀？限電對企業造成了損失，誰又來為此買單？目前來看，除了上海市對遭受損失的企業進行了損失調查，并表示將做出一定的經濟補償外，浙江、江蘇兩省都沒有相應的“安撫”措施。

　　危機溯源

　　危機之下，人們紛紛追尋缺電的原因。從供應方面來講，較具代表性的說法，一是近年來電力投資增速遠低于同期經濟增長速度，二是體制性矛盾導致的電煤供應、運輸緊張。

　　江蘇省電力公司新聞中心副主任沈偉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有二：城市化水平的快步提高和高耗能產業的狂飆突進。

　　近年來，作為國內經濟最發達的長三角地區，城市和農村接壤已越來越模糊，二者在消費結構上已越來越沒有區別。“而城鎮人口平均消耗能源是農村的3.5倍，怎么能不使供應出現緊張？”沈說。

　　相比居民用電，工業用電的胃口更要大得多。相關資料表明，改革開放以來，長三角兩省一市的經濟發展始終保持了10%以上的發展速度。而從2000年開始，工業經濟突然放量，到了2003年，蘇浙滬的工業經濟增速普遍保持在15%以上，增速最高的浙江去年1～8月甚至達到了驚人的22%。

　　國家統計局的一組數據：今年1至4月，工業用電占到全社會用電總量的74.9%，同比增長18.3%，而冶金、化工、電力、有色、建材等5個高耗能行業，又占到工業用電量的60.1%。

　　蘇浙滬三地跟全國的情況差不多，“顯然，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的用電需求高漲是加劇用電緊張的最主要動力。”沈偉民說。

　　權威專家指出，目前我國萬元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是發達國家的10倍。

　　國家發改委一位負責人表示，高耗能工業已經成為工業用電增長的主導力量，某些高耗能產業發展勢頭過猛，打破了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超出了資源的支撐能力，這是缺電的關鍵原因。

　　在這種情況下，電荒傳達出的經濟信號，不啻于對資源消耗型增長模式的詰責。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清泰甚至斷言，“中國傳統的高投入、高消耗、重污染、低產出的發展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

　　要讓剛從短缺時代解放出來的中國人重回“節約鬧革命”的號召下，需要改變的，不是一時一人的行動，而是一國之民的消費習慣和生活方式

　　-本刊記者/劉英麗

　　7月，上海將有90萬人被迫出游，該市旅游部門樂觀地預測說。

　　缺電催生了這個龐大的“讓電旅游團”——有2000余家企業已接獲通知，從7月12日開始對部分耗電大的部門進行停產、停業、輪休。此次讓電輪休將涉及到上百萬員工，旅行社方面估計，如果有關部門給予企業的經濟補貼比較多的話，讓電企業員工出游率將可能達到90%以上。

　　一個難得的休閑假期，對于員工來說或許是意外之喜，但對于企業老板和政府官員來說，卻是苦澀。即使對于留在城里的人，限用空調也使他們不得不度過一個最熱的夏天。缺電少油，改變了2004年許多中國人的生活。

　　“這些都是暫時的”，多數人或許這么想。但在能源專家看來，就全面的能源緊缺而言，現在或許只是一個漫長時期的開端。

　　遏制炫耀性消費沖動

　　隨手關燈，拔下電器插頭，關掉洗菜的長流水，對于年輕人來說，這些嘮叨應該出自老一輩人之口——“節約鬧革命”，是20年前的口號。

　　但這些“婆婆媽媽”的指導，卻是出自政府之口，國家發改委環境和資源綜合利用司發布的《公眾節能行為指南》甚至無微不至地建議政府官員和白領們“應該適當改一改炎炎夏日西服革履的商務習慣了”。

　　生活中的眾多變化在不經意間已經發生——在此之前，“西裝革履”出入于恒溫的寫字樓，還被認為是中國“與世界接軌”的標志之一。政府甚至聲稱，27至28攝氏度是最舒適的室內溫度，而大多數賓館和寫字樓還習慣于將空調設定為23度。

　　炎炎酷暑中，公務員們被要求“爭做全社會的節能環保示范者”。國務院辦公廳在今年的文件中，首次把確保居民用電排在黨政軍機關用電前面。而且，各地政府大樓都調高了空調溫度，政府還要求官員們“在日常辦公中養成節約一張紙、節約一度電、回收利用資源的習慣。”

　　但是，政府更希望以此垂范，把節儉習慣推廣到全民。6月的第一個周末，副總理曾培炎走進北京月壇的社區，告訴老百姓每人每天節約一度電，全國可以節約13億度。

　　其實，居民用電，只占全國用電量的百分之十幾，因此政府此舉更多是想發出信號：重新拾起勤儉節約的美德。

　　或許在停電的燭光中，人們的行為會不由自主地改變。“這樣被停電幾次比任何宣傳都還有效，居民會因此意識到電力的短缺并且導致他們將來的節電行為。”國家發改委能源所副研究員高世憲說。

　　但據國家電力動力經濟研究所總經濟師胡兆光分析，中國電力短缺會在未來的2～3年得到緩解，到2007年還會有富余，那么我們是不又將恢復到大手大腳的時代嗎？

　　實際上，2004年，除電力外，中國還面臨著煤炭、石油、水等多種資源的短缺。而這種先天的資源相對匱乏將比電力緊缺持續更為久遠。因此，需要改變的，不是一時一人的行動，而是一國之民的消費習慣和生活方式。

　　要讓剛從短缺時代解放出來的中國人重回“節約鬧革命”的號召下，是一件艱難的事情。新一代對過去沒有記憶，并且已經養成了大手大腳的習慣，在購買電器、汽車甚至住房的時候，他們會壓抑自己的消費沖動嗎？

　　政府：率先垂范尚需政策引導

　　正當中國的車迷追捧SUV(運動型多功能吉普車)，巴黎市政府卻準備抵制它，原因是它耗能太大。

　　這個例子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副部長馮飛用來分析中國的居民能源消費心理和能源消費政策。

　　當一個國家處于經濟高速成長階段時，它的國民更容易產生炫耀性消費的沖動。這時候，國家政策應該起到引導作用。

　　馮飛說，目前在中國，車價高、油價低，造成了消費者在購車時更多考慮一次性消費，難免造成對大型、豪華轎車的偏好，而且由于技術標準的差異，目前中國跑在路上的各種汽車平均百公里耗油比發達國家高出20%以上。

　　中國能源網常務副總經理韓曉平提到另一個例子，僅僅在幾年前，各地還在鼓勵居民和工廠用電。1998年至2000年電力消費增長緩慢，為此很多電廠推出了“優惠電價”，催生了各地瘋長的高耗能的項目。可見政府的政策導向，足以影響到居民的心理。相比之下，在70年代石油危機的重創之下，美國人從60年代的消費沖動中警醒過來，重拾節儉。比如，政府于1974年制定了燃油效率標準，試圖改變美國人對大型車豪華車的偏好。

　　經歷了2004年，中國人的能源消費習慣和生活方式會否因此改變？同樣有賴于政府的引導。政府當前的亡羊補牢之舉，只是一個開端。

　　在市場經濟社會中，如《公眾節能行為指南》這樣的號召，其效果已非常可疑。因此朱成章認為，通過消費政策和經濟杠桿引導民眾節能，是政府該做的事。

　　如今，河北省和江蘇省使用節能燈的人群劇增。據胡兆光介紹，在河北省政府設置了財政專項資金用于節能設備的補貼，比如購買節能燈的用戶都將得到政府一半的補貼，也就是8元錢一只節能燈，目前河北省和江蘇省已經分別有30萬支節能燈在使用了。

　　而政府在產業政策和消費政策上采取了更多的措施，如限制高耗電電子產品，限制高耗油企業，用電價政策引導民眾節約或錯峰用電，這些才是長遠之策。

　　“人們享受電器帶來的便利，在不改變舒適度的條件下，他們會愿意節約能源，”朱成章說。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2004年第26期，總第18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