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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薩達姆的法律難題在于：既維護法律的尊嚴，又確保法律的正義性，這就要求現在及可預見的未來伊拉克政府要走出一條平衡的中間道路。而對于伊拉克來說，能否成功地對薩達姆進行審判，將是一個分水嶺

　　文/秋風

　　薩達姆終于站在了伊拉克法庭的被告席上，接受法律對他的行為的裁決。

　　從一開始，不管是伊拉克臨時政府，還是被告本人，或者是外部世界，都將這視為一次政治性事件。

　　“本質”可能確實如此，但這種政治仍是以司法的形式進行的。

　　地點合適，但時機并不合適

　　有人曾提出，將薩達姆送到國際法院進行審判。然而，國際法院基本上只受理國家之間的爭議。把薩達姆送到國際法院，就只能主要指控那些涉及到對他國主權或國民構成傷害的罪名，假如這樣，被告就可能提出許多充滿政治意味的要求，比如，米洛舍維奇就不斷地跟國際法院要求，讓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英國首相布萊爾和德國總理施羅德出庭作證。這使國際法院陷于尷尬境地，因為被告當然有權要求證人到庭作證，法庭再三拒絕，必然會給其司法過程蒙上不正義的陰影。

　　在國內審判薩達姆，則免去了這樣的國際政治難題。伊拉克有關方面也為此作了較為充分的準備。早在去年12月10日，伊拉克管理委員會就頒布《伊拉克特別法庭(the Iraqi Special Tribunal)條例》，確定該法庭將審理1968年7月17日到2003年5月1日之間發生在伊拉克的種族滅絕罪，反人性罪，戰爭罪，違反伊拉克特定法律(Stipulated Iraqi Laws)罪。條例規定，特別法庭將組成幾個審判庭，每庭由5位獨立的法官組成，另外還有檢察部門。對于法庭的初審結果，薩達姆等人可以上訴至特別上訴庭。3月通過、目前已經生效的伊拉克臨時憲法第48條確認了該法規。

　　但是，目前開始審判薩達姆，可能激化伊拉克內部民眾的情緒對立，而對于伊拉克臨時政府來說，關鍵的問題是恢復社會穩定，化解民眾激動情緒。

　　還有就是司法技術方面的問題。在眾目睽睽之下，伊拉克特別法庭必須公正地審理薩達姆案件，如此方可平息伊拉克民眾和一些外國人士對于伊拉克政府和伊拉克特別法庭的疑慮。這就需要受過良好司法訓練、又具有政治頭腦的法官、檢察官和辯護律師。

　　辯護律師倒是不用發愁——西方國家的法學教授們不少爭搶著充當薩達姆的辯護律師。這是他們出名的大好時機，況且，獨裁者的家屬也有的是錢。倒是負責搜集薩達姆犯罪證據的檢察官和主持法庭審理的法官不好找。薩達姆的獨裁統治徹底摧毀了伊拉克的司法體系，真正理解法治精神的司法人才少而又少。而且，到特別法庭工作，待遇也不會比辯護律師好，但卻面臨巨大的生命危險。自薩達姆垮臺后，已有5名有可能入選特別法庭的法官被殺害，現在法庭1000萬美元的預算，一半都用于安全保衛。

　　總統同樣在法律之下

　　薩達姆目前在法庭上辯解說，布什才是真正的罪犯，然而，法官可以駁回這樣的答辯：因為這是國內法庭，而非國際法庭。該法庭審理的是薩達姆對伊拉克國內人民所犯下的罪行，而不是他代表伊拉克國家與別國發生的爭議。至于他是如何被推翻的，或者他被推翻是否合法或正當，不是一個司法問題，而是一個國際政治問題。對于這樣的政治問題，法院無權裁決。

　　薩達姆和他的“夢之隊”律師團的另一殺手锏是質疑法院的合法性，薩達姆也再三宣稱，自己是國家元首，根據原有的伊拉克法律，法院無權審理他的行為。但這樣的辯論，實在是站不住腳。從國際政治的角度看，自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大審判之后，國家的行為已經不能豁免其法律責任了。而從各國國內政治的角度看，隨著憲法觀念的變化，國家元首和行政首腦也同樣不能豁免其行為的法律責任。國家元首的職務行為確實享有豁免權，但這種職務行為應當是“適度的”，不能顯著地、大規模地侵害民眾的生命、財產與安全，即使這種行為表面上看是合乎他所頒布的法律的。也就是說，政府官員的職務行為不僅要合法，還須是正當的，在國家頒布的法律之上，還有更高級的法，即中國人所說的“天理”。天理為權力劃定了一個絕對的界限，逾越這個界限，即需要承擔國際法或國內法的刑事責任，不管現有法律是否明確規定了這樣的罪名。

　　目前接受法庭審判或已被判罪的國家領導人，除了在國際法院正在為自己的名譽而戰的米洛舍維奇之外，還有1998年至2001年擔任菲律賓總統的埃斯特拉達，他被控犯有8項經濟犯罪，如罪名成立可被判死刑，但目前審理還沒有結束。已被判入獄的則有前巴拿巴總統諾列加，但他是被美國法庭審判，因而，這一司法活動的正義性遭到了懷疑。另外，前東歐國家的若干領導人也曾接受過法庭審判。至于在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和克林頓差點遭遇彈劾，根據美國憲法，這種彈劾實際上相當于由參議院充當法官而進行的司法審判。

　　重新塑造伊拉克的政治文化

　　《伊拉克特別法庭條例》明確列舉了特別法庭可以管轄的四類犯罪行為：種族滅絕罪，反人性罪，戰爭罪，違反伊拉克特定法律罪。

　　伊拉克特別法庭檢察官對薩達姆提出的7項指控，顯然可以歸入這四類罪行：1974年，殺害著名宗教人士；1983年，殺害一個庫爾德人宗族；在位期間殺害著名政治人士；1986年至1988年間，在伊拉克北部發動反庫爾德人運動；1991年鎮壓庫爾德人和什葉派的起義；1988年在伊拉克北部城鎮哈拉巴杰用毒氣殺害庫爾德人；1990年入侵科威特。

　　指控并審判這樣的罪行，將在相當程度上重新塑造伊拉克的政治文化。伊拉克正在建立憲政制度，其基本原則就是法治，就是任何人的任何行為，均須接受正義的法律的約束。而薩達姆時代的基本特征是，薩達姆的命令就是法律。今天的伊拉克，則由于國家權力體制的瓦解，而在某些地區出現了嚴重的無政府狀態。總之，在兩三代伊拉克人的心靈中，都缺乏一種合乎自由憲政原則的權力觀、法律觀，不管他們是掌權者、掌握實力者，還是普通民眾。

　　擺在現在及可預見的未來伊拉克政府面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走出一條平衡的中間道路，既維護法律的尊嚴，又確保法律的正義性。而審理薩達姆及其獨裁團伙，則給了整個伊拉克一個學習的機會，讓人民學習尊重法律，讓掌權者知道權力是受限的，也令那些目前掌握實力而肆意妄為者知道，正義暫時會黯然失色，但不可能永遠沉默。

　　因此，審理這些案件，對于正在痛苦地經歷重生的伊拉克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憲政事件。只有在公正而快速地審結此案后，伊拉克人才會知道法律對他們生活的重大價值。假如此案審理過程有失公正，則伊拉克將仍被糾纏于薩達姆塑造的專制文化的夢魘中。對于伊拉克來說，這是一次真正的世紀審判：告別極權世紀，走入自由世紀。盡管這個轉變過程，將極端艱難，且耗費很長時間。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總第18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