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旬，美軍的7個航母戰斗群將齊聚西太平洋水域，進行水面聯合作戰、反潛戰與潛艇戰、海空聯合作戰、港口訪問等為內容的共同演訓。這次大規模軍事演習從6月5日開始，美國首次動員了12個航母戰斗群中的7個，并同時在全球5個海域展開了“夏季脈動04”軍事演習。其范圍波及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波斯灣、紅海和地中海等多處水域。而且，此次演習，美軍將投入50多艘戰艦、600多架戰機和來自陸、海、空三軍及海軍陸戰隊的15萬官兵，堪稱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軍演。

　　美軍這次規模空前的軍事演習，無論在重點區域的選擇上，還是在時間把握上，都蘊含著多重寓意。美軍自稱這次演習類似“年度戰備系統檢測”，此外的用意還有：提升布什總統的“人氣”，以配合即將到來的美國大選；在解決朝核問題的談判進程中，向有關各方施加壓力；向沙特、伊朗、敘利亞等國施以威懾；促使臺灣當局日前推出的軍購方案能夠順利獲得通過，等等。但是，上述目的相對于“美國對新亞太戰略的檢驗”而言，都是次要的，是從屬性的。

　　應該說，美國的亞太戰略目標是長期和一貫的，按照美國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凱利的說法，這個目標“甚至在過去的兩個世紀都明顯一致”，即美國治下的“和平與安全，獲得該地區的商業準入，航行自由，以及防止任何霸權力量或聯盟的崛起”。2001年，喬治·布什入主白宮后，在以“美國主導下的亞太穩定秩序”為基本戰略理念的前提下，在崇尚實力、運用武力等戰略手段的選擇方面，較之以往歷屆政府都更加突出。這構成了美軍亞太戰略調整的核心內容。

　　“前沿部署”轉變為“靈活進入”

　　增強美國海外駐軍的遠程投放能力和機動能力，是美軍亞太戰略調整的主要內容之一。布什曾批評克林頓政府過分強調“人權外交”，頻繁進行“人道主義干預”，致使兵力過于分散，戰略重點失衡。為此，布什將美國軍事力量的使用原則做了諸多規定，其中之一就是：必須有迅速進出戰場的詳細計劃，保證快進快出，避免深陷其中。隨著美軍遠程投放和機動能力的增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開始淡化“常駐力量”，強化“隨時進入”的功能。

　　長期以來，“駐在哪里就在哪里發揮作用”，一直是美國海外駐軍的主要原則。冷戰后，這種依靠增加基地數量、采取定點防御的方式，因不斷遭到各國政府和民眾的質疑和擔憂而難度加大，也因負擔加重而受到美國國內政治的牽制，更無法適應21世紀不斷出現的新安全威脅。隨著新軍事技術的發展，美國提高了軍隊的遠程打擊和機動能力，其海外駐軍的靈活性以及快速投放能力備受重視。“9·11事件”后，美軍加快了這種戰略調整的步伐。美國國防部提出了“構建能使美軍在世界關鍵地區有更大行動靈活性的基地體系”，將海外駐軍目標重點放在增強遠程投放、快速機動能力上，即由“前沿部署”，轉變為“靈活進入”。

　　鑒于亞太戰區范圍廣、基地和沿途設施密度偏低的現實情況，美國國防部建議，必須改變單純增加駐扎人數和擴大基地的傳統方式，通過締約和結盟的方式擴大潛在軍事合作伙伴，確保達成額外的準入和基礎設施協定，獲得外國設施的臨時使用權，并開發能夠以最低限度的戰區基地支援遠距離持續作戰的系統。為此，美國一方面通過在菲律賓、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印度、巴基斯坦等國增加“軍事落腳點”，彌補美軍力量原有的“空白點”；另一方面，則以“無障礙進入”的方式，即通過與有關國家簽署相關協議，建立起一種軍事上的不定期合作關系，使美軍可根據具體情況和需要，不受限制、隨時使用該國的有關基地。如“9·11”事件后，美軍以幫助菲律賓打擊其國內恐怖主義為名，通過美菲聯合軍演，即可達到隨時進駐菲軍事基地的目的。另外，還與有關國家簽訂后勤保障、開放領空等協定，開發可支援遠距離持續作戰的各種保障系統，為美軍的具體行動提供必要的后勤支持和各種便利。

　　構筑“美國領導”的“均勢格局”

　　改造傳統的雙邊同盟關系，以“安全共同體”概念來統合亞太各盟國的安全戰略目標，從而構筑起有效發揮“美國領導”作用的安全體系，是美軍亞太戰略調整的另一項主要內容。

　　為防止傳統均勢戰略因采取結盟方式而形成一個與之對抗的聯盟，美國試圖在亞太地區建立一個在其主導下的“均勢格局”，以便在日益崛起的大國和迄今還沒有與美國結盟的亞洲重要國家之間形成力量均勢。比如，利用日本、印度這兩個短期內不可能對其構成威脅的國家謀求成為世界政治大國的心態，提升美日、美印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地位，以牽制中、俄兩國日益增強的影響力；再以巨額軍事經濟援助和安全承諾，誘使中小國家靠近美國，接受、認同美國擴大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力量，并積極主動地與美國合作。

　　控制亞太從“點”到“線”再到“面”

　　與此同時，美國還以“9·11”事件為契機，以開放的新聯盟理念改造傳統的亞太雙邊同盟。2002年出臺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美國將打造新的、富有成效的國際關系，并且重新定義現有關系，以應對21世紀挑戰。美國致力于在亞太地區核心盟國范圍內建立的一個能夠適應“后后冷戰時代”需要的、類似于北約模式的機制化安全體系。在伊拉克戰爭爆發前，布什政府就已在官方層面上提出了建立包括美澳日三國的安全磋商機制，并已經將美泰、美加澳和美菲之間的例行聯合演習整合為“協同挑戰”等多邊聯合演習；美日、美韓之間的雙邊演習，也正在朝著美日韓聯合演習的方向整合。通過這些整合，達到美國對亞太地區從“點”到“線”再到“面”的控制體制。

　　然而，正當美國開始“操作”上述設想之時，在伊拉克問題上北約內部出現了裂痕，伊拉克戰爭結束后接連不斷的恐怖襲擊和綁架人質事件，導致美國軍隊難以脫身，“快進快出”的計劃顯然沒能實現。正反兩方面的因素，不僅導致美國國內對布什政府的信任程度大為降低，也使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國面臨更大的國際、國內輿論壓力。為了應對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打消亞太地區盟國對建立“新亞太聯盟”的疑慮，使其能夠“心悅誠服”地加入到美國的戰略體系之中，再綜合考慮對中國、朝鮮、俄羅斯等亞太國家以及中東、中亞的沙特、伊朗、敘利亞等國的長期威懾作用，促進對臺軍售以及向朝核問題六方會談施以壓力，布什政府覺得：有必要對其新的亞太軍事戰略進行一次“檢驗”，“夏季脈動2004”軍事演習便隨之出籠。

　　將使亞太大國關系趨于復雜

　　客觀地說，美國亞太軍事戰略的調整，對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既有積極意義，也存在消極隱患。一方面，在冷戰后的世界，恐怖主義、武器擴散、跨國犯罪等非傳統安全因素的大量出現，給國際社會帶來的安全威脅要多于傳統的軍事威脅。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不穩定因素所造成的后果通常是跨越國界的，它不僅損害美國的國家利益，也同樣不符合其他國家的利益。美國提高其海外駐軍的遠程投放能力和機動能力，對抑制、打擊各種非傳統安全因素，無疑將發揮積極的作用。

　　但是，在另一方面，美國亞太軍事戰略的調整，對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也存在消極隱患。首先，由于美國在軍事實力方面的超強地位不斷穩固，美國安全戰略很可能從考慮各方利益的均衡原則轉向單方有效威懾原則，而這種單邊主義政策又不可避免地加劇亞太大國之間的戰略對立。亞太地區“熱點”集中，文化價值觀和貧富程度差距較大，在這一地區的國際關系中，“美國因素”的突出，不僅會使亞太大國的相互關系趨于復雜，而且還必將給各國獨立自主地處理內部和國家間矛盾增添難度。

　　美國軍事在亞太地區存在的一個重要目標，是防止任何大國和集團力量迅速崛起，使美國能更長久地維持自己的單邊優勢及霸權體系。一旦亞太國家的政策與美國的戰略利益相悖，美國的軍事存在就會轉換成為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威脅力量。在區域化的力量結構中，實力最強大的國家往往會將自己的政治、經濟、安全利益凌駕于別國之上，弱小國家的行為往往更容易受制于實力最強大的國家。因此，對中、俄等亞太地區大國來說，都面臨著這樣一個問題：如何在日益機制化的亞太安全框架里，既能增強大國間協調處理地區安全問題的有效性、增進集體的和自身的利益，同時又保護自己的獨立性和影響力。因為，像中國和俄羅斯這樣的大國不可能依附于哪個國家，哪個國家也承擔不起它的依附。

　　中國如何應對美“亞太軍事戰略”

　　目前我們看到的是，俄羅斯這個與美國軍事對抗40余年的前蘇聯繼承者，對美國的亞太軍事戰略調整已經做出了自己的“解讀”，并采取了必要的應對措施。幾乎就在美國“夏季脈動2004”軍事演習開始的同時，從6月9日起，俄羅斯開始在波羅的海到太平洋沿岸的廣闊地域舉行了代號“機動2004”的大規模軍事演習(本版6月18日曾有報道———編者注)。筆者認為，俄羅斯此舉的目的，決非出自與美國的軍事對抗，而是要表明自己有能力應對亞太地區任何形式的挑戰，從而表明俄在這一地區的力量存在。

　　有鑒于此，中國軍隊也應盡早建立這一機動、靈活的快速反應機制。我們雖然沒有龐大的海外駐軍，但也應事先劃定境內各軍事單位在緊急事態發生后所擔負的執勤區域，建立機動靈活的軍事指揮體系以及武器、裝備及人員的快速投放能力和應急作戰能力。在未來的亞太軍事格局演變中，我們不應從屬于美俄任何一方，也不應與任何一方對抗。我們與美、俄兩國的共同目標有兩個：共同承擔亞太地區安全的責任；防止其中任何一方將自己的意愿強加于人。從而形成中、美、俄三國之間相互監督、相互協商的建設性約束機制。這一機制既是聯合國安理會“大國一致原則”在地區安全上的具體體現，也是地區穩定、世界和平的必要前提。這一機制所擔負的任務，是界定亞太區域內哪些問題屬于一國的內部事務，哪些是次區域事務，哪些又是共同關心的事務；在此基礎上，再進一步界定三大國在這些不同級別事務上的介入原則和介入程度。

　　(來源：中國青年報；作者：盧國學；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戰略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