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鄧翔

　　他有著貴族的出身，命運幾經變化。雖年近古稀，白先勇仍然帶著抹不去的優雅氣息，他說，自己文字中的感傷和悲劇色彩與生俱來……

　　在大陸，文學圈以外，如今知道白先勇的人越來越少。

　　作為身居臺灣的旅美作家，白先勇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間的許多作品為當時的人們耳熟能詳：《臺北人》、《玉卿嫂》、《永遠的尹雪艷》，及長篇小說《孽子》和系列小說《紐約客》等等，其中不少作品被相繼改編成影視劇：謝晉的《最后的貴族》改編自其《嫡仙記》、陳沖主演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2003年，改編自同名原創小說的電視連續劇《孽子》在當年臺灣金鐘獎上，一舉囊括六個獎項，小說原作也在出版17年后重登暢銷書榜。

　　白先勇筆下的人物都有著沉重過去，過去的生活或榮華富貴，或安逸舒適，但不管怎樣，他們都漂泊異鄉，遠離故土。而他對孤獨、對日常生活的瑣屑無聊的細致入微的揭示更成為其作品顯著的標簽。

　　作為作家，他的國民黨高級將領白崇禧小兒子的出身、和10多年前公開自己同性戀的身份，使人們對他的關注有了更多綜合的甚至是復雜的理由。

　　近日，一貫低調的白先勇再次出現在公眾視野——身為制作人，他為青春版的昆曲《牡丹亭》在大陸及港臺的巡演造勢宣傳。自10歲起初識昆曲，白先勇就和這個有著精致唱詞、和華美的服飾與唱腔的古老戲曲結緣至今。

　　6月18日晚，剛結束白天一系列活動，白先勇在下榻處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的采訪。一見面他就握著記者的手誠懇地說：“真是抱歉，遲到了半個小時。因為《牡丹亭》，事情太多了……”年屆67歲的他，有些發胖，嘴角噙著招牌式的微笑，言語間透著淡泊。

　　“傳統文化有它的美，我很愿意繼承它”

　　新聞周刊：這次《牡丹亭》巡演的效果怎么樣？

　　白先勇：《牡丹亭》在蘇洲大學首演時空前轟動，不得了啊，2000個座位涌進兩千五、六百人。不光蘇州大學，還有南京大學、南京師大、復旦、上海戲劇學院，還有山東、成都的(觀眾)都跑來看演出。

　　《牡丹亭》在臺灣、香港演出的時候也轟動得不得了。《聯合報》用頭版頭條報道《牡丹亭》公演，從來沒有過。

　　我是制作人，當然得跟著一塊跑。但如果是因為我來看(戲)，那么9個小時的戲看1個小時就夠了，何必要看9個鐘頭呢？在蘇州大學，又熱又有蚊子，怎么會越看越熱鬧？可見還是戲本身感動我們……。

　　新聞周刊：此前，你給人的感覺一直比較低調，為什么對《牡丹亭》，你卻這么高調面對媒體？

　　白先勇：我在臺灣從來不上電視，從來不接受媒體的訪問。

　　這次是為了昆曲才拋頭露面的。因為要推廣昆曲，就是要靠宣傳，吸引大家來關注。從我個人來說，這么精致的東西讓他衰落下去太不應該。

　　新聞周刊：和50多年來你始終迷戀昆曲一樣，26歲到美國至今，你都一直刻意雕琢自己的文字，使之具有中國風格，為什么要這么做？

　　白先勇：這倒是我刻意的。我是念西方文學的，在美國住了幾十年，但我還是刻意地避免自己的文字用西化的句法。我覺得中國自己的文字很精美。我的文字受唐詩宋詞元曲等中國古典文化的影響，它們給我很多的養分。

　　傳統文化有它的民族性和特色，我很愿意去繼承它。

　　新聞周刊：因為你的特殊出身，和作品中比較集中地反映舊官僚貴族的生活，你被貼上了“貴族”的標簽，是你有意為之嗎？

　　白先勇：也不是有意。我要寫就寫自己比較熟悉的人。可能是因為現在已經沒有那個階層了，所以我的那些年輕讀者對那個時候那個階層人的生活狀態很好奇。

　　“我文字中的傷感很多是與生俱來的”

　　新聞周刊：從1977年完成長篇小說《孽子》之后，有近30年沒有再看到你新的小說了。

　　白先勇：創作完《孽子》后，我感到筋疲力盡，那本書寫得非常辛苦。

　　現在有一些短篇，最近也寫了幾篇，屬于《紐約客》的那個系列。

　　(注：《孽子》是白先勇迄今唯一一部長篇，也是最獨特的一部。小說以第一人稱聚焦臺北中央公園里一群淪落少年，細膩描述了他們被社會、家庭、親人拋棄的痛苦曲折的心路歷程和不為人知的生活。小說《孽子》含有大量同性情誼的描寫，而白先勇本人也因10多年前向媒體公開承認了自己的同性戀傾向，一直被外界所猜疑和詆毀。歐洲文化界評論《孽子》為“研悲情為金粉的歌劇”。)

　　新聞周刊：《臺北人》被認為是最代表你創作風格的一部作品，你的包括《臺北人》在內的許多作品都有相似的主題，就是對流逝時間的懷念和追尋？

　　白先勇：的確沒錯，好像避不開這個主題似的。這是中國文學的一個傳統，中國人對美的敏感、對時間的敏感，經常會流露出來。像《牡丹亭》中柳夢梅碰到杜麗娘的第一句唱詞，上句是“真為你如花美眷”，馬上就來了“似水流年”——如花美眷就像似水流年這樣過去了。

　　新聞周刊：所以你一直在寫過去？

　　白先勇：在喚醒。

　　新聞周刊：你理解的“過去”是什么樣子的？

　　白先勇：是中國泱泱大國的大氣魄，文化的大傳統，那是很值得我們驕傲的。

　　近一兩個世紀來(文化)的衰微，我希望是暫時現象。就像昆曲現在衰落了，但我得把它挽救回來。《牡丹亭》又叫“還魂記”，我要讓牡丹還魂……

　　我們的過去那么輝煌，是值得迷戀的。

　　我想我不是愿意活在過去，我只是回望過去。現在新的世紀我也看得挺有趣，不過有時候還是愿意回望一下。

　　新聞周刊：在你的小說當中還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漂泊感。

　　白先勇：幾乎所有在海外的中國人都有，我們好像沒有一個很穩定的根的給養。

　　在西方那種環境中，沒有一種文化認同的自信，都有一種彷徨和茫然。這是一種文化鄉愁。我想這恐怕是我創作的泉源。

　　新聞周刊：你的作品帶有很強烈的悲劇色彩和感傷主義，這種感傷是你生命中就有的，還是人生體驗的積累？

　　白先勇：這跟生命的本質有關系。我想與生俱來的成分蠻大的。

　　“他是我很大的一個精神支柱”

　　新聞周刊：作為一個男性作家，你在描寫女性時甚至比描寫男性更加細膩，似乎你比女性更了解女性？

　　白先勇：這其實是通的。一個作家寫的是人類的感情，它超越性別。

　　其實我覺得中國的男作家挺懂女性的，你看《紅樓夢》、湯顯祖，在寫女性時都寫得那么細。

　　新聞周刊：在你的生命當中，哪些女性對你的影響比較大？

　　白先勇：第一個是我母親。第二個是我的姐姐——明姐，她很不幸，得了精神分裂癥，我跟她從小時候就蠻親的，她真是很純真的、天生善良的一個人，善良到你跟她在一起時經常會被她感動，她教育我同情的重要。

　　新聞周刊：你怎么定位你的摯友王國祥在你生命中的位置？

　　白先勇：他是我很大的一個精神支柱。我為這一生中有這樣的一個知己感到幸運。

　　新聞周刊：你相信人定勝天，但在王國祥的疾病上卻最終是無力回天，很痛心。

　　白先勇：我想是。那次我真的感覺無力回天。

　　新聞周刊：這種痛讓你直到6年后才能寫《樹猶如此》的懷念文章？

　　白先勇：我想可能是很難接受這個事實。此前的6年很難，很難，很難，很難……

　　(注：白先勇與他的同性摯友王國祥結識于高二同學時，兩人相交相識38年。1989年夏天，王國祥“再生不良性貧血”復發。此后，長達3年間，白先勇陪王國祥共同抵御病魔。1992年，王國祥在55歲生日后病逝。6年后，白先勇撰文《樹猶如此》懷念亡友)

　　新聞周刊：你曾說過，文學經典的功用主要是情感教育。你希望通過你的文字傳達一種怎樣的情感？

　　白先勇：教人一種同情、一種悲憫。

　　我一直覺得文學寫的是人性、人情。我們經常在掙扎，人的內心都有不可言喻的痛，我想文學可以寫出來。

　　法國《解放報》曾經問過我一個問題，“你為什么寫作？”我寫作是因為我希望用文字將人類心靈中最無言的痛楚表達出來。我想這是我寫作的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