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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這個病急亂投醫的樣子和速度，要不了幾年，咱中國就沒有了“純種”的銀行了

　　自從中國在20多年前有了民營經濟之后，那些成功的民營企業家就沒斷過辦銀行的念頭。銀行不也是企業嗎，為什么只能政府辦，洋人辦，就不能民營資本進入？就為這個“進入”，殺頭的有，坐牢的有，落荒而逃的有。銀行業成了一塊專有“屬地”，他人不能染指。但是，正像任何產業對資本都有天然的誘惑一樣，民營資本仍以它不懈的努力和見縫就鉆的本領，在一些非主流的銀行中爭得了一席之地。然而，情況發展的并不理想，至少沒有向為民營銀行創辦而奔走呼號的加拿大籍徐教授提出強有力的佐證。查一下這十幾年的歷史，鮮有民營資本進入銀行業的成功之例。昨天的海南信用社是這樣，今天財大氣粗、在資本市場上長袖善舞的德隆又是這樣，如此劣跡斑斑的民營資本銀行史無疑為民營資本進入銀行業再次投下了陰影。

　　民營不行，政府辦銀行怎么樣了，在“技術上已經破產”了。為什么叫“技術上破產”呢？這是因為，盡管銀行已經“資不低債”，但是債權人不向你討債，存款人不去擠提，你還可以辦下去，最起碼還可以撐一段時間。不是存款人和債權人對你有信心——別那么天真，是中國的老百姓太好了，太理解政府了，知道大家在一條船上，盡管艄公不行，但還離不開他——誰讓你那幫民營資本的先驅們不爭氣呢。

　　洋人過兩年就要來了，據說還帶來了什么要共同遵守的“巴塞爾協議”，知道自己黔驢技窮，只能找洋人來搭幫，還起了個新詞，叫做什么戰略投資者。洋人們看著心里暗暗好笑，才幾年，你們就從拒我于千里之外，到今天，不僅中小銀行、連大銀行都紛紛放下身段來找我合資。盡管你們耍著花槍、玩假招子、喬裝打扮，注資了2700億、剝離了1.4萬億、最近又注資了450億美元，但我們洋人不領這情，非但價碼不掉，還比幾年前高了。因為昨天是買方，今天變成了賣方市場。照這個病急亂投醫的樣子和速度，要不了幾年，咱中國就沒有了純種中國的銀行了。

　　100年前，整整100年前，1904年(光緒30年元月28日)，清朝大臣奕(匡力)上奏成立戶部銀行，次年(1905年)正式成立，1908年2月改為大清銀行，1912年經孫中山批準改為現在的中國銀行。這個歷經清末、北洋、民國和共和國的百年老店，多少次被外國資本窺測、欺壓而未得手，多少次被官僚資本吃進來又吐出去，但不管怎樣，仍舊是咱中國純種的銀行，可現在搞不下去了，要來洋東家了。1897年，中國的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經過清末名人盛宣懷的努力，幾經周折終于成立了。盡管那時國人還不知銀行為何物，也只是請了一位來自匯豐銀行的英國人美德倫(MITLAND)做第一任大掌柜的，現在叫什么CEO來主事。那時的通商銀行不要說規章制度全部來自匯豐銀行，就連帳冊、薄據等都用英文記載。但是，就這樣，也只是請洋人作掌柜的，也不敢請洋人做東家。另一家咱中國的百年老店，1908年1月經大清政府批準成立的交通銀行，聽說最近也與洋人搭上了，過不了幾天洋人也要做東家了。照著現在的銀行改革思路，要不了幾年，舉目望神州，就看不見幾家中國的純種銀行了；再舉目望世界，可能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國家是這個樣子了。現在，像點樣的銀行都在想著跟哪家洋人銀行搭幫，有點困難的銀行忙著“打扮”、“包裝”待價而沽，剩下的就是那些拿不起來，又“嫁”不出去的了。幾年前，美國的花旗銀行對德國的銀行業老大德意志銀行起了歹心，引起全國嘩然，爭爭吵吵到現在不休。如果把德國的三大銀行，德意志銀行、德累斯頓銀行和德國商業銀行都賣給美國人，那德國老百姓不把政府給休了才怪了。咱老百姓搭進了錢、舉了債就為了賣銀行嗎？難道只有賣給洋人銀行才得救嗎？匪夷所思、匪夷所理。

　　縱觀各國的銀行體系，大體上是，本國民營資本的銀行為主，外資和官辦的銀行為輔。當然也有三者相互交叉和搭幫的，但大體是這個樣子。外資和官辦為輔到一個什么程度也大有不同。但是，經驗告訴我們，官辦為主或全為官辦的銀行體系肯定是死路一條，全無官辦也未嘗不可，但家家銀行都與洋人合伙也前所未見。問題是，中國的民營資本就那么不爭氣嗎？鉆到銀行里就是要“圈錢”嗎？我們不要這樣責怪民營資本，其實，我們放大了的看，就實質看，政府不也是往那些關聯企業(國有企業)“輸血”嗎，不也是指令銀行給它的那么多“爛項目”貸款嗎，不也是不及時補充資本金讓銀行“空轉”嗎，不也是拿了存款人的2700億存款去虛假增資嗎，不也是把它的七大姑八大姨的重親重臣往銀行里安排嗎，不也是把銀行當成三孫子似的喝五吆六的使喚嗎。把銀行當成“工具”，穩定的工具、輸血的工具、控制的工具，而不首先是一個產業和企業是我們搞不好銀行的“死穴”。所以，民營資本在銀行里玩的那點小手段比起來是小巫見大巫，是小兒科，不值得一談，不值得一驚。盡管民營和官辦銀行的歷史都那么可指指點點，但是，官辦銀行已有幾十年了，而民營資本才剛剛偷偷摸摸的開始，更為重要的是，民營資本可“教育好”，而官辦是“不可教育好”。這不是狗眼看人低，是由于二者的“出身”、“成分”、“階級立場”不一樣，而導致二者的“本性”不同。民營資本是天生做企業、做產業的，做工具那是“偏門”；而官辦是天生做工具的，讓它做企業、做產業那也是“偏門”。民營資本與市場天生的“臭味相投”，在市場的壓力下會不斷的完善自我、優勝劣汰；而官辦則與市場天生的不對路子，在市場上容易犯那個欺行霸市、靠上吃飯的毛病，辦的虧了，也愛賴在市場上等人搭救。

　　還要說明的一點是，這幾年進入銀行業的民營資本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善于走“偏門”的，是民營資本中那些不大“正派”的，而那些走正路、“正派”的民營資本別說進入銀行業，就是連想也不敢想。因為，他們為這個“進入”跟那些監管大員“玩不起”，也沒那個路子。反而那些不懷好心、野心勃勃，把“偏門”當“正門”的民營資本才能搞得掂“進入”這門坎。既然是“偏門”進入，也得用這“偏門”來經營，這無論從邏輯上、還是經驗上都是一致的。奇怪的是，當前的輿論和主流意見反過來把這不公平、不光明進入產生的惡果，又當成了反對正派民營資本進入的理由，這道理都亂了，這是非都沒了。一句話，不是民營資本要不要進入的問題，而是，民營資本應成為中國銀行業的主力，本國的民營資本銀行應成為一國的銀行業主流，官辦的要逐步推出，外資不能全面進入咱中國的銀行。這就是我的一點意見。

　　(稿件來源：《中國企業家》，作者：蘇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