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樂做的工作就是“基礎性研究”。這類科學研究不同于應用研究，要是用直觀的“經濟價值”來衡量，往往說不出究竟有什么“用”。其戰略意義就在于，它是一切應用研究得以突飛猛進的基礎。在有能力為基礎性研究提供更好條件的情況下，要讓那些有才能、有熱情從事基礎研究的人才不必為“五斗米”發愁，專心致志地攀登科學高峰

　　“要充分重視基礎性研究”，并指出“很多革命性重大科研成果都是從基礎研究開始的”，是胡錦濤同志看望中國科學院院士、數學家楊樂時講話的主要內容之一。

　　楊樂做的工作就是“基礎性研究”。這類科學研究和應用研究在“經濟價值”上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就是往往說不出究竟有什么“用”。這使人聯想到前不久的一則報道，說諾貝爾獎獲得者、實驗物理學家丁肇中教授在一次學術報告會上，回答學生提問時說了幾個“不知道”，他“不知道”的問題之一是“您覺得您從事的科學實驗有什么經濟價值嗎”？他對自己的回答有個解釋，就是很多基礎研究成果，如發現電子、X光，創立量子力學、原子能物理等，應用之后形成了最具經濟價值的產業，而研究之初卻都被認為是“花錢最多最沒有經濟效益的”。隨后，不少作者引用這段材料生發議論，大多從丁教授的“謙虛”、“嚴謹”著筆。我想，贊揚大師風范當然不錯，但是我更愿意認為，每一位做基礎研究的人都可能這樣回答，因為事實本來如此。倒是那位同學的提問值得玩味，與其說是對基礎研究與社會生產、生活的關聯心懷好奇，不如說是“經濟標準”成為許多人衡量“有用”與“無用”的通用標準。

　　學生提問本身無可厚非，做學問自然要質疑切磋。不過，對提問內容所反映的社會價值觀念傾向，也不能不多加關注。這種傾向，或多或少在影響著人才培養的質量。一方面，學生在選擇專業的時候，很多人不愿意進入一時看不出“效益”的基礎性學科；另一方面，也由于基礎性學科方向的畢業生就業較為困難，學校的培養計劃往往要被動地“適應”人才市場，育人不尊重客觀規律，心浮氣躁；科學研究中，也是不區分應用研究與基礎研究的不同特點，寫論文、出成果一樣要限時間、下指標，結果科研質量下降，抄襲、作假冒頭。相似的問題不但出現在自然科學領域，也出現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工作中。

　　當然，不能簡單地認為，不尊重基礎研究就是思想認識水平不高。基礎研究畢竟是一種需要大量投入的戰略研究，不能不受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的制約，不能不對研究工作者給予更大的鼓勵和支持。在陳景潤解“歌德巴赫猜想”的那個年代，我們還拿不出更多的資金支持基礎性學科的研究，陳景潤的拼搏精神也就尤其難能可貴。拼搏精神永遠不會過時，只是，在有能力為基礎性研究提供更好條件的情況下，也要努力創造一個能有力促進基礎研究的環境，制訂更切合實際的實施計劃，讓那些有才能、有熱情從事基礎研究的人才不必為“五斗米”發愁，專心致志地攀登科學高峰。

　　(稿件來源：《人民日報華東新聞》，作者：顧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