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考慮到財政經費的公共性，科研經費應當主要用于為科學和教育的發展創造優良的基礎環境

　　近些年來，政府財政大幅度增加了對大學教育和科技研究的撥款。政府確實有責任為基礎科學研究提供經費，也有責任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提供財政支撐。但是，通過什么樣的機制分配、使用這些經費，卻從根本上影響著這些經費的使用效率和科學研究與技術開發的效率。

　　本刊記者的調查表明，目前的科研經費管理、分配、使用方式是低效率的，一些經費并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這一結論不僅適用于自然科學和技術開發領域，同樣適用于社會科學和人文研究領域。

　　近些年來，教育部門利用財政撥款搞了這樣那樣的“工程”，然而，這些“工程”對提高大學的教育和科研水準究竟起了什么樣的作用，無人知道。

　　根本的原因在于，教育科學方面的財政資金分配，基本上由行政部門主導、控制。在自然科學和技術開發方面是科學技術部，在大學教育和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則是教育部等部門。

　　這些公共資金給相關政府部門帶來了巨大權力，從某種意義上，將科研院所、大學和科研人員變成了在行政機關門前乞討經費的“乞丐”。科研人員必須向資金管理分配者申報課題，并獲得其認可。表面上看起來，這套機制似乎能夠在科研領域引進競爭機制。然而，課題競爭的裁判者并不是科技專業群體，也不是市場，而是官員。所謂的競爭，不過是一場“媚官競賽”而已。

　　于是，各個大學為了能上教育部的名單得到國家撥款，使盡了各種辦法，各個大學的政績工程、面子工程大多由此而來。教授和研究員們為了爭取課題，請客吃飯，甚至進行金錢和色情賄賂，已是行內公開的秘密。科研人員將大部分精力用在了申請項目、請客吃飯、拉關系上，而用于科研的時間、精力和經費則少之又少。科研人員的職業倫理近年來的滑坡，與行政主導的資金分配體制有直接關系。

　　不僅如此，它還妨礙了科學精神的健全發育。

　　科學與學術的進步，是具有獨立精神的科研人員自由思考、自由探索的結果，而不可能是少數官員規劃、計劃的結果。科學精神，無非是陳寅恪先生所說的，“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

　　而目前的經費分配體制，則使科研人員大多依附于行政部門，整個科研活動圍著政府打轉，科研人員在選擇研究課題時主要考慮的是投官員之所好。公共資金越多，意味著官員的支配權越大，真正的科學精神也就越稀薄。

　　因此，人們有理由懷疑，大量經費的使用對中國的科學研究和學術思想發展起了什么作用。確實到了改變目前的科研經費管理、分配體制的時候。

　　首先，考慮到財政經費的公共性，科研經費應當主要用于為科學和教育的發展創造優良的基礎環境。

　　其中最根本的一點，就是為科研人員進行自由的思想、探索創造物質條件，即通過工資改革，使政府的大多數科研經費直接成為教師、科研人員的工資收入，確保他們相對于社會其他群體，能夠過上比較體面的生活，從而可以不受外部壓力，面向一個不確定的未來自由地思考和探索。

　　在大學和科研院所，某種意義上的大鍋飯是必要的。大學和科研院所不是企業，不應當幻想用管理一般商業企業的方式來管理教授和研究員們。既然沒人知道下一步會發現什么，當然也就很難知道誰將會發現那個東西。明智的辦法就是讓每個人有同樣的機會去探索，而不是自作聰明挑選出一些人來攻關。

　　將經費直接發放到個人手中，也可以減少中間的分配環節。多一個分配環節就多一層權力，而在科學研究中，權力因素越多，越會損害科研人員的尊嚴，抑制他們的創造精神。

　　當然，除了創造科研的基礎環境之外，政府也可以支持若干具體項目、課題。但是，政府用財政經費支持科研，并不意味著必須要由政府直接管理和分配這部分經費——政府可以在大學設立董事會，可以設立資助科學研究的基金會，由這些相對獨立的董事會和基金會來管理和分配國家撥付的財政經費。

　　我們已經習慣了官員控制資金的財政資金模式：政府為一項活動提供經費，政府就必須派官員直接行使控制權。然而，法治下的財政，不是官員主導下的財政，而應當是公共財政。即使某一事業得到了政府的資助，政府也不能因此就自然地獲得控制這些事業的權力。因為，財政資金屬于公眾，并不屬于政府。政府撥款是履行它必須承擔的公共責任，而不應成為官員擴大權力的手段。

　　政府對經費使用的控制應當是間接的，即法治和國家審計。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作者：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