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2月24日電 《市場報》今日刊載評論文章指出，伊利高管挪用公款的原因、過程和結果卻提出了一個問題：伊利的股東為什么在歷時幾年的整個過程中集體失語？

　　文章指出，尷尬的是，鄭俊懷等3位董事理論上還具有董事的權力，因為伊利股份的公司章程第109條寫著：鄭俊懷等董事行為不當后應當主動辭職，否則董事會應建議股東大會撤換。章程第50條也明明白白寫著，只有股東有更換董事的權力。此刻人們不禁要問，都已經刑事拘留了，還不換那3位董事，要等到什么時候？要換董事，還不公告召開股東會，要等到什么時候？顯然，行政的力量在主導整個事情的進程，至于大小股東們，暫時還不在權力部門的考慮之列。不過這也不奇怪，類似的先例也多，南方證券被接管了多日，第一大股東才知道怎么回事，忙不迭地發公告。

　　文章稱，要說是行政部門忽視股東的權益也不完全對，畢竟證券監管部門也在插手整個事情，這是極力倡導保護投資者利益和完善法人治理結構的部門，他不可能不懂得股東的權力邊界在哪里。要找責任，也只能說大小股東們不爭氣，若當真讓行政部門認真等著股東來投票，還不知道會是什么結果呢。

　　文章還提到，記得2004年8月4日的臨時股東大會公告說：審議罷免獨立董事俞伯偉的投票結果是反對意見190萬股，僅占出席會議有效表決股份總數的1.34%。10月20日臨時股東大會公告上，順應鄭俊懷意志的獨立董事推選方案0票反對。至于獨立董事曾經提到的違規國債投資事件，既沒有在股東大會上討論過，也沒有股東提案。值得注意的是：伊利股份的股份是相當分散的，第一大股東持股5605萬股，僅占14.33%，非流通股也只占有34%。從2004年三季度季報看，前10大流通股股東(9個是基金)共持股6017萬，占總股本的15%，流通股股東的意見顯然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文章指出，可見，即便是維權呼聲最高的流通股股東，包括代表所謂理性投資的機構投資者，也沒有真正在整個“獨董事件”中發出自己的聲音，也沒有對伊利股份的巨額違規投資發出自己的聲音。難道這些機構投資者和小散戶一樣有搭便車的心理？還是投鼠忌器呢？

　　文章指出，回溯以往，2003年3月，金信信托以每股10元的價格收購伊利股份原股東呼和浩特財政局持有的2802萬股(折合送股后的5605萬股)國家股，當時無論媒體還是市場，表現的都是皆大歡喜。但從現在的報道看來，鄭懷俊等人挪用公款的行為在此之前已經開始發生，那么，財政局在欣喜于投資的大幅溢價回報之前，是否就履行了股東的監管責任呢？沒有，也是一個搭便車者。

　　文章提出，這么多的老股東和新股東都在搭便車，開車的是誰呢？當然是鄭懷俊等核心管理人員了。由此不難推斷，在伊利股份，小股東想搭大股東的車，大股東想搭經理人員的車，誰也不管開車的人，開車的人難免會有想法，他要琢磨這車開得值不值了。

　　文章稱，這和郎咸平教授的“保姆”理論沾上邊了，伊利高管對公司的貢獻不可謂不巨大，但是，據2003年年報披露：前3位高管兌現的2002年年薪為512萬元，2002年伊利股份稅后利潤1.4億元。坦率地說，管理層對薪酬的不滿是可以理解的。這就關系到股東的第二重失職：為什么不能夠給經理人合適的報酬呢？

　　文章指出，長期以來，譴責大股東欺凌小股東的話說了很多，但是有發言權的小股東的不作為卻是更難解決的問題。不僅國有股東會缺位，非國有的股東，即便是流通股股東，也會缺位。這種缺位必然導致對經理人員的激勵和約束的雙重缺失。(譚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