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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接連在兩個國際會議上與中國領導人，即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會面，并成功恢復在第三國舉行雙邊首腦峰會慣例。這似乎顯示，緊張的中日關系已經出現轉機。

　　首先，小泉這次不敢再逞強，見面說一套，會后又做一套。他雖然沒有對外公開承諾不再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但也沒有像過去那樣，為了討好日本傳媒，而說他會堅持去參拜。

　　其次，在峰會前夕，剛上任的外長町村信孝和小泉本人都曾公開說，日本即將終止對華提供政府開發援助(ODA)；峰會過后，內閣官房長官細田博之卻說，中日還會協商，不會即刻終止。

　　所謂政府開發援助，是日本政府的對外經濟援助項目，也就是經援的官方稱呼。日本一般都以它的英文簡稱，即ODA直接稱呼。其實，ODA并非全部無償經濟援助，大部分還是低息長期貸款，一部分是無償資金援助和技術援助而已；過去，中國直接稱它為“日元貸款”，后來才依據日本方式，稱它為“政府開發援助”。

　　成為外交戰略工具

　　ODA當初確實是日本對外提供的純經濟援助，條件不苛刻，對象也不只限于中國；但后來，日本公開將它納入外交戰略體系，日元貸款或經濟援助便不盡能概括其涵義了。因此，筆者認為，還是使用日本官方的簡稱ODA，也許更能全面表達其特殊內容。

　　日本一度被世界公認為經濟動物，后來發現必須重視國家形象，因此初期強調ODA是無條件援助，但泡沫經濟破滅之后，大和民族的精打細算特質又再度顯現，甚至公開主張要與日本的國家利益、外交戰略相互掛鉤，日本的ODA與傳統的經濟援助也就沒有重大差別了。

　　2001年，日本提出新的對華經濟協力計劃，開始縮減對華貸款規模，嚴格限制經援項目，利用ODA左右受援國政策日益顯著，而中日之間圍繞ODA的爭論、談判也就加劇。近期，ODA更成為中日之間暗中較勁的熱門課題，其中經濟的爭論幾乎皆無，政治問題的爭論，特別是歷史問題的爭執，卻明顯占據主導地位。

　　雖然外表是受中國崛起的影響，甚至是“中國威脅論”的炒作，助長了日本國內“終止對華提供ODA”的論調，但這次日本顯然是在對華打ODA牌，扭轉外交劣勢，附和極端右翼的反華言論，對華擺出“隱性經濟制裁”的姿態，希望能軟化中國對日政策。

　　小泉一再參拜靖國神社，確實激怒了中國。雖然中國政府領導人會在第三國與小泉會晤，也偶爾會應日本政府要求與小泉舉行非正式峰會，但中國至今依然拒絕邀請小泉訪華，還公開表示目前還不是中國領導人訪日的適當時機。

　　近期，胡錦濤在圣地亞哥、溫家寶在永珍會見小泉，相信是一種試探性的外交接觸，而小泉政府內閣官房長官細田博之改口說，日本不會即刻終止對華提供ODA，又進一步證明，ODA已經政治化，而且公然成為外交戰略工具。其次，細田說，ODA延續還是終止，雙方可以談判，這也證明“ODA助長中國的崛起”、“威脅到日本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等論調，其實是可以調節的。

　　實際代替戰爭賠償

　　小泉說：“中國經濟發展順暢，已經到該從對華ODA中畢業的時候了。”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事實，但ODA不是純粹的國與國的經濟援助，而是有一定歷史背景的產物，即使中國成長了，日本的ODA還是不能單方面喊終止就可以取消的。何況，中國距離經濟發達，技術先進，發展均衡，人民生活富裕的小康狀態，還有一段很遙遠的道路。

　　戰后日本對部分國家支付了戰爭賠償，過后還視賠償為“對外經濟援助”的變種，因它使日本能重返東南亞市場。1954年10月，日本參加援助發展中國家的“科倫坡計劃”，更給它創造全面重返資本和商品市場的先機。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當時，中國政府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日本的戰爭賠償。1978年中國確立改革開放的方針，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目標，急需外匯資金和先進技術，而日本也剛經歷石油危機打擊，對中國的石油和煤炭等能源垂涎，藉著1978年8月和平友好條約，加上鄧小平11月訪日，中日經濟合作的框架遂建立起來。1979年12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訪華，宣布向中國提供日元貸款和技術合作。1980年，雙方簽署第一批日元貸款協議，也為日本企業向中國出口大型成套設備和進口能源創造了條件。

　　從1979年至2004年3月，日中簽署的ODA協議累計金額為3萬2272億日元(約300億美元)，其中貸款為2萬9505億日元，無償資金援助1364億6900萬日元，技術援助1402億4900日元，利民工程41億日元。中方實際使用的日元貸款為1萬9400億日元，償還期30年，年利率平均3%。

　　促進基礎設備建設

　　80年代開始的兩批日元貸款項目都集中使用于港口、鐵路、能源、環境設施的建設。90年代，港口、鐵路、能源建設之余，也投資農業、通訊和交通等事業。2001年以后，多集中環境、電力、公路、教育等項目，而且改變為單年度申請，逐年遞減的的方式。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日元貸款是中國獲得外國政府資金的主要渠道，最多時占中國吸取官方資金的半數以上。日元貸款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的基礎設備建設，也為日本進口中國能源和資源創造了條件。據日方統計，中國總長13000公里電氣化鐵路中利用日元貸款的占34.5%；在約470個港口的大型泊位中利用日元貸款的占12.2%。北京機場和地鐵擴建工程也都得益于日元貸款。

　　中國基礎設施的改善，間接為日本的進口中國石油、煤炭等創造了有利條件，也為日本企業投資中國創造良好條件，并帶動日本成套設備出口中國。從日本角度來看，雖然也對其他國家提供ODA援助，但對華日元貸款的成效最好，甚至在國內零利率期間，還為日本創造了跨國存款的利益。

　　由于日本使用“援助”一詞，很多人誤以為ODA是日本單方面給中國提供經濟技術援助。日方的統計數字卻表明，援助總額3萬2192億日元(2002年度的累計)，其中有償資金援助占91。65%(實際金額2萬9505億日元)，無償資金援助占4.24%(1365億日元)，技術援助4.11%(1322億日元)。不用償還的無償援助只占一小部分，超過90%卻是最終要連本帶利償還的。

　　無視當初的本意

　　不可否認，日本在中國急需資金的時刻提供巨額貸款，確實有積極的貢獻。事實也證明，相互合作便能創造雙贏局面。但部分人卻不這樣看，特別是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成長，“中國威脅論”也就應運而生。

　　有人說日本提供資金間接造成中國軍力增長，甚至威脅到日本的安全。有人看到“神舟”飛船升空，就說中國已經走在日本前面，應該削減ODA。有人利用中國球迷在亞洲杯期間的喝倒彩事件，就說中國人對日本ODA“毫無感激之心”，應該終止。

　　日本人不能接受中國崛起的事實也許情有可愿，但完全無視中國對日本以德報怨的胸襟，甚至無視70年代日本領導人以ODA代替賠償，以毫不痛苦的形式重建中日經濟合作關系的苦心，結果只能使自己作出的努力付諸東流。

　　日本的對華ODA政策，自2001年10月提出新的《對華經濟協力政策》以來，不僅金額連續三年大幅度減少，附帶條件也日益嚴厲。比如，去年比上一年度減少20%，比2000年則減少一半以上，只剩下967億日元了。分析家說，削減自中國的份額，轉移給了印度。日本的戰略，明顯是要利用印度來牽制中國。

　　ODA已經政治化，而且成了外交戰略的工具。日本如果使用不當，首當其沖是25年的辛勞將功虧一簣；其次，日本自以為可用ODA牌，甚至各種經濟牌，實現其外交目標，包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不料這正是日本的致命傷，因為一個東方國家采用非東方的手段，不講信義道德，即使能贏得一時的勝利，從長遠來看卻會喪失更根本的信任。

　　文章來源：《聯合早報》 文/黃彬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