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官不是官，但村官的權力卻不可小覷。貴州烏當區新莊村的11名村干部在四年的時間里，采用虛報冒領和挪用的方式侵占村民利益，涉案金額竟然高達千萬元之巨。這宗案子露出水面，讓整個社會都感到震驚———村官腐敗已經不是人們想象中的小打小鬧了。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所謂村官腐敗不過是吃吃喝喝、多占多得，頂多算是干部作風問題，與犯罪是沾不上邊的，這種“寬容”的社會心理在很長一段時期里遮蔽了村官腐敗的嚴重危害。從另一個方面看，由于農村地區特有的權力結構問題，對村官的監督和制衡往往失效，人們甚至把這種監督稱之為“牛欄關貓”，這又導致村官腐敗的機會成本很低，村官在撈取好處之后往往能夠全身而退。再從法治層面看，在2000年之前，司法界對村官的身份認定存在爭議，一旦案發，到底是由公安機關還是檢察機關立案偵查，經常扯不清楚，這種混亂狀況直到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出臺，才算有了結論。從那時候起，村官的經濟問題才明確定性為職務犯罪，也就是說，懲治村官腐敗這才算是有了法律靠山。

　　無論是從法律、制度還是文化層面上看，村官都是很容易腐敗起來的，但在農村經濟不活躍的情況下，在農村以承包制為主要經濟結構的情形下，村官腐敗一般不會顯山露水。但是，近幾年來，隨著土地轉讓開發的加速，隨著村辦企業的活躍，在經濟發達地區和一些城市郊區，村官弄權撈錢、抱團腐敗的大好機會終于來臨了。烏當的這些村官之所以弄出了這么大的動靜，正是由于土地補償金的肥水從他們手中源源流過。但是，反過來看，如果不是涉案金額如此之巨，可能還不會引起政府與司法機關的警覺，這也說明村官腐敗的隱蔽性很強。

　　無論村官是大張旗鼓地撈，還是不著痕跡地侵占，都會嚴重損害農民的利益。由村官腐敗所引發的群體事件已經屢有耳聞，內蒙古一村官肆意弄權，就導致了百名農民的集體上訪，青海一村官大肆侵占，也逼得540位村民聯名上告。而重慶市政法機關所做的一項調查顯示，“村官腐敗”所引發的群眾上訪、舉報占到了總量的70%以上，不難看出，村官腐敗已經成為破壞農村社會穩定的一大毒瘤。如果不深刻認識村官腐敗的嚴重危害，不及時采取措施根除這一慢性病，農村的長治久安就得不到保障，三農問題的解決也將受到影響。

　　(來源：北京青年報 作者：蔡方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