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改進信訪制度，如果不能從大處入手，解決公共信用問題，就會陷入惡性循環

　　近來，信訪制度的存廢問題引起了爭論。

　　一些來自信訪部門的人士認為，現行信訪制度存在的問題之一，就是信訪部門權力有限，主張強化信訪，加強信訪部門的權力。還有些人則建議出臺《信訪法》，甚至提出了所謂的“兩訪終訪制”。

　　毋庸置疑，信訪制度確實為一些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機會和渠道。但是，倘若上述這些建議得以實現的話，那將是中國法治進程的一個倒退。

　　現在的問題不是如何修訂《信訪條例》或出臺《信訪法》，也不是如何加強信訪制度建設，而是要不要取消信訪制度。

　　歷史的經驗和教訓表明，權力要在公正、法治的框架內運行，不在于建立重床疊架的政府機構，而在于政府主要部門之間的相互制衡，在于國家與地方之間權責明確，相互制衡。這是政治現代化的一個基本內涵。

　　信訪制度是與計劃經濟時代強政權弱社會、弱司法弱人大，強行政、甚至一度是無司法無人大強行政的環境相適應的。本來在法律上來講，任何級別的行政首長，既不能對人大發號施令，也不能對法院指手劃腳。但其實不然。幾十年來，相對于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缺乏應有的權威，在公眾中缺乏足夠的信用。比如司法被認為缺乏公正；人大被認為是橡皮圖章；一個縣的報紙電臺不能自由報道和批評本地縣長書記，遇到問題只能向地區電臺或者省臺省報反映。如此等等，導致憲法基礎上設置的國家機關，整體上缺乏應有的權威和尊嚴，換句話說，也就缺乏公共信用。正是這種制度的結構性缺陷，導致國民遇到了問題就去找自己認為最管用的人或者部門。

　　這樣，人們就形成了“越往上面官越好”的心態，在一些政策說法或者事例的引導下，越來越多的問題涌向北京，“御狀”往往成了許多上訪者最后的希望。

　　其實，上級實際上心里明白，自己根本無力應對不斷增加的上訪，所以就需要把矛盾解決在基層。據有關資料，2003年前八個月，北京的信訪局就收到11641封有關拆遷的投訴信件，上訪人數5360人，比2002年增加47%。從純粹行政技術角度上來說，沒有一個中央政府應該應對并能夠妥善處理如此多的事情。

　　而且上面越是宣傳已經解決了什么上訪中的疑難雜癥，就越會出現上訪奔涌而來的情況。在越發顯得下面缺乏公共信用和權威的同時，上面的壓力就越來越大。這是個靠所謂加強信訪機關權限所無法解決的問題。

　　隨著時間的推移，上面解決不了，下面已經失去公共信用，那么，在實踐中不斷獲得教訓的上訪者，將對整個國家機器產生懷疑。

　　一些人認為目前的信訪制度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把信訪制度當成公民權利救濟的最后一道防線。這是沒有意識到，如果不能從大處入手，解決公共信用問題，就會陷入惡性循環。

　　道理很簡單：如果覺得司法缺乏權威，就要有信訪制度，但既然司法都沒有信用，在同樣的環境里，又用什么能夠保證信訪制度的信用和權威呢？如果政府自己不能相信司法的權威，又如何讓百姓相信呢？

　　當然，僅僅靠司法制度改革是不夠的。國家制度是一個整體。政治現代化是整個國家制度的現代化。如果意識不到問題的艱巨和復雜，以為只需要強化某個機構，就可以完滿地解決上訪問題，只能徒勞。

　　就人大而言，不但應該避免在信訪問題上表現出的行政化傾向，而且更應使人大逐步演變為真正的代議制機構。比如，選民可以向具體的代表寫信、與之見面，等等，代表直接面對選民，由他們來代表選民，從而在制度上解決國民的利益表達渠道問題，減少街頭表達的可能性。

　　就縱向的政府關系而言，各級政府之間必須權責明確，在憲法框架內獨立履行職責，承擔責任，而不是現在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壓力來約束下級政府。

　　僅僅靠官管官，是管不過來的。應該使選舉類官員的政治生命取決于他所在行政區域的民意，應該相信人民群眾。這樣一來，通過制度性的權力和責任下移，使得地方都有自己良好的議會、行政、司法運作機制，民眾在自己的地區就有良好的利益表達和權利保障機制，問題因此也就能夠最大限度地消解于它所發生的行政區內.

　　這不但理順了各級政府之間的權責關系，也可以樹立和維護各級政府的信用和權威。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文/黃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