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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只螞蟻闖入瓷器店，必然無聲無息。而一頭公牛闖進來，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這是中國經濟進入21世紀后面對國際社會的寫照。

　　從2003年的中國對外商品出口頻頻被“反傾銷”立案、中國企業“走出去”后出現一些始料未及的摩擦(如中國在南美及韓國的工廠遭遇“罷工”)，到今年“粵商南非遇刺事件”以及9月28日爆發的“西班牙燒鞋事件”。中國商人的非商業風險在這個時代似乎急劇增長。其背后的原因是中國崛起與國際社會發生的碰撞，正使中國進入“國際摩擦時代”。

　　必須從戰略和歷史的角度，從大國興起的角度來看中國所遭遇的“國際經濟摩擦”。事實上，對于中國的興起，美國人比我們看得遠。早在上個世紀，在中國世貿談判時，就有一位美國智囊向克林頓進言：必須允許中國加入世貿，讓中國獨處世貿組織之外極其危險。究其原因是，中國將成為經濟大國。從歷史的角度看，20世紀最重要的事件不是蘇聯成立和蘇東解體，不是二次世界大戰，而是中國的崛起，由此將改變世界的秩序。

　　中國的經濟規模正迅速上升。雖然我們在經濟總量上還是中等身材，但從經濟的增量以及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角度看，中國儼然已成“超級大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日益擴大。2002年，我國的GDP總量為1.25萬億美元，不足全球份額的4%，按當年匯率計只是美國GDP總量的八分之一、日本的四分之一，但在全球GDP新增份額中中國的貢獻率卻達到17.5%，僅次于美國。

　　而據世界銀行的統計資料顯示，從1980年至2000年的20年間，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GDP(以購買力平價衡量)增長的貢獻率年均為14%，僅次于美國的20.7%。中國的國際貿易在這20年間保持了5% 的年增長率，貿易增長對世界貿易的貢獻率是4.7%，僅次于美國的14.4%和日本的6.9%。在制造業方面，2002年中國制造業出口雖只占全球總值的5%，但增長率卻占了全球增長的29%。此外，中國在糧食、石油等大宗產品以及初級工業制造品的進出口增長的貢獻率上都占據了重要位置。

　　世界銀行副行長戈賓德-南尼卡公開表示：中國經濟是快速增長的經濟，對全球經濟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我們可以大膽預言，作為經濟增量“超級大國”的中國，依其相當于世界平均增長率2.4倍的增長潛能，中國經濟總量將在近年內超過法國，近幾年內超過英國和德國，20年后在經濟總量趕上日本，成為世界老二。

　　中國崛起必經之階段就是國際經濟摩擦，而且會體現為典型的“大國摩擦”。筆者將中國崛起劃分為包括國際摩擦時代在內的三個階段：一是20世紀最后20年，中國作為大國崛起的準備期，國際經濟摩擦處于隱性的階段；二是中國作為大國快速崛起、國際經濟摩擦日益顯性的時期，大概也將經歷20余年的時間；三是中國作為新的大國被接納、達致新的國際均衡的時期，這大概會是20余年后的事情了。眼下，中國正進入至少長達20年的國際經濟摩擦期。中國目前所面臨的國際經濟摩擦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不是戰術性的，而是戰略性的。在這種時候，外交的作用越來越重要，而它也正在悄然變化：從純粹的政治外交、關系外交發展成經濟外交。“經濟外交”不僅折射在西班牙燒鞋之類的事件上，在國際能源的獲得、能源與原料運輸線的保障等更具戰略性的問題上，尤其如此。

　　這意味著，中國經濟的外擴將日益導致中國外交資源、政治資源和軍事資源的外擴。筆者曾與小布什政府專門負責對華商務的美國商務副代表巴澤爾在搜狐有一席難忘的對話。期間，有網友問巴澤爾，美國為什么喜歡干預國際事務。巴澤爾的回答是，美國并不是一個喜歡多管他人閑事的國家。事實上，美國在很長一段時期，長期奉行的是“孤立主義”，喜歡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然而，當美國經濟日益發展，美國公民進入世界各地進行貿易和投資時，美國政府便責無旁貸地需要擔負起保護本國公民合法與正當利益、保護其產權在世界各國不受侵犯的任務。

　　巴澤爾的話有辯解的意味，但也有一定的真實性。從他的話我聯想到：有一天中國經濟強大起來，中國商人走向全世界時，中國政府的“保護產權”、保護本國公民利益的責任也將驅使中國的外交進入全新的“經濟外交”時代，而中國的軍事、政治也將因此引起變化。中國號稱要和平崛起，但和平崛起與其說是戰略，不如說是目標。要做到和平崛起，其實需要以實力為后盾，以外交為長袖，在許多方面實施變革，而如何通過包括官方外交和民間外交在內的外交手段，盡可能多地保障本國經濟利益，將日益成為外交的首要任務。

　　在此期間，中國的商人和企業家則需認清形勢，將其外擴步伐與國際摩擦時代的背景緊密考慮，與政府尤其是政府外交部門密切合作，同時大力發展各樣民間組織(如行業協會)，努力拓展民間外交，摒棄單打獨斗，才能既照顧好企業發展的天花板，又確保企業安全的地板。

　　稿件來源：《中國企業家》 作者：趙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