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15年的"入世"歷程對中國社會的語言習慣產生了什么影響的話,最顯著的莫過于"與國際慣例接軌"之說。不錯,作為一個仍然處于"趕超"過程中的發展中國家,我們需要吸取其他國家一切可以為我所用的文明成果,在這個意義上,"與國際慣例接軌"之說自有其積極意義。

　　然而,過去、現在和可預見的未來,民族國家都是國際政治、經濟利益劃分的基本單元。在國際經濟交往中,我們必須時時刻刻堅持我們本國利益的主體性；"與國際慣例接軌"本身不是目的,只是達到我們增進本國利益的手段而已。對通常由發達國家確立的"國際慣例"本身也需要加以分析,其中某些做法確實體現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是值得我們吸取的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有些做法只具備局部、暫時的正面作用；有些做法更是僅僅體現了發達國家某些利益集團的訴求,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有著顯著的負面影響,甚至已經侵犯了人類良知的基本底線,即使在發達國家國內也不可避免遭到了激烈的抨擊。對于這類"國際慣例",我們該做的不是接軌,而是抵制。

　　在實踐中,在鋪天蓋地的"與國際慣例接軌"聲里,某些人似乎已經迷失了自我,"與國際慣例接軌"對他們而言不僅是手段,甚至已經淪為目的本身；而他們之所謂"國際慣例",通常專指美國權勢集團的做法、美國權勢集團的要求；他們論述的全部邏輯歸納起來就是:"因為美國如何如何,所以我們應當如何如何"；"因為美國要求我們如何如何,所以我們應當如何如何"。在這種情況下,某些地方、某些部門對所謂"國際慣例"不分良莠全盤接受。如,有些外商在中國的訴訟案件中直接以世貿組織條款作為其法律要求的依據,而負責審理的中國法官竟然接受。他們似乎忘了,中國是一個獨立自主的主權國家,不是任何其他國家的附庸,也不是任何國際組織的托管地,任何國際法只有在經過中國政府的認可并本地化之后才能在中國應用,中國法官審理國內案件的法律依據不能是國際法而只能是吸取了國際法原則之后的國內法,這是事關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主權尊嚴的大是大非,來不得半點含糊。

　　正因為如此,在入世3周年即將到來之際,我們需要廓清,當前所謂"國際慣例"體現的通常是發達國家的意志,而他們的利益與我們的未必完全重迭,我們的一切行動最終只能立足于我們本國的利益。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我們應當看到,既然所有國際經濟組織都以增進人類福利為根本宗旨,那么我們只有這樣做才符合這些國際經濟組織的根本宗旨,因為靠損害五分之一人類的利益去增進全人類利益不過是一個黑色笑話而已。

　　立足本國利益的原則確定之后,落實原則的關鍵就在于什么樣的策略最符合中國利益。所有這些策略可以劃分為被動策略(或防御性策略)和主動策略兩類,前者是面對既有的規則根據本國利益加以取舍,意在維護本國利益；后者則是主動引導確立符合本國意愿的規則,意在促進本國利益；"維護"與"促進"并不完全等同。如果說前者體現了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現實需求,那么后者就是我國作為一個自信、負責任大國所必須承擔的責任。片面的防御性策略容易形成扭曲的"受害者"心理,積極的主動策略則有助于形成平和、寬厚的大國國民心態。在較低的層次上,我們不能總是消極地應對別人制定的規則,那樣在國際經濟角逐中永遠無法擺脫被動處境；在一個較高的層次上,我們這樣一個大國只有積極、有條不紊地參與乃至主導制定國際規則,才能對整個人類的福利作出我們應盡的貢獻。

　　"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中國以其幅員、人口、國家凝聚力、文化感召力而注定要在國際體系中發揮大國的作用,鴉片戰爭以后的一度衰敗只不過是歷史暫時偏離正軌而已,1949年以來我們正在向歷史的正常狀態回歸。如果說中美關系正常化、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標志著國際體系對中國政治大國地位的認可,那么中國入世,就標志著國際體系開始認可中國具有現實和潛在的經濟大國力量。一個具備了大國力量的國家究竟能否贏得大國的相應待遇,究竟能否發揮與大國身份相應的作用,取決于他的國民是否具備明智而堅定的大國意識；1840年之后的百年憂患重挫了我國國民的士氣,而中國作為大國地位的振興正在呼喚大國意識的復興。(上海證券報 梅新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