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中國民航500萬小時安全記錄在包頭終結，這是一個概率上的偶然，還是一個安全臨界點的必然？

　　本刊記者/孫展王剛

　　11月22日19時許，新浪網評中出現一個帖子：一架CRJ-200型飛機正在延吉機場上空盤旋，無法降落。

　　此時，一架加拿大龐巴迪公司CRJ-200型飛機正盤旋在延吉機場上空。15時40分剛從延吉機場起飛后，機長丁沖便發現飛機起落架無法收回，決定先將油料耗盡后，返回機場迫降。

　　19時零8分，在盤旋了1個多小時后，這架載有46名乘客和6名機組人員的飛機，安全降落。

　　據媒體報道，機務人員初判是飛機收放起落架零靜電門發生故障，導致起落架不能正常收回。

　　但愿只是巧合。僅僅在36小時之前，東方航空云南公司一架同樣型號的飛機在包頭機場起飛后墜毀。

　　事故發生后次日(11月22日)，東航宣布，它旗下的余下5架CRJ飛機仍將正常飛行。包括上海航空在內的CRJ其余6個中國客戶擁有的近30架飛機，也未見停飛的消息。

　　同日稍后，中國民航總局緊急叫停了CRJ，宣布暫停中國國內CRJ型飛機執行飛行任務，并進行全面檢查。但停飛的時間被確定為23日。

　　正好在停飛前幾小時，發生了延吉險情，所幸未釀成更壞的后果。截至本刊截稿時，尚未見有關方面解釋：為何包頭空難后沒有立即停飛該型號飛機。

　　而11月23日下午，國航西南公司一架波音737型飛機也發生險情，在執行CA4455昆明—芒市航班任務降落時沖出跑道，所幸人機均無損傷。

　　11月21日，中國民航剛剛創造的500萬小時安全飛行記錄就此終結。

　　飛行安全的臨界點？

　　這個記錄，是自2002年5月7日大連空難之后開始計算的。那起空難導致112人死亡。此前的4月25日，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的一架班機在韓國釜山墜毀，126人死亡。

　　這一年中，還發生了3起劫機未遂事件，那是中國民航業最灰暗的一段日子。

　　從那時開始，到2004年11月8日，中國民航已經安全運營915天，安全飛行500萬小時。而此前中國民航連續安全飛行的歷史記錄則是270萬小時。

　　當今年1月，連續飛行安全記錄闖過300萬小時大關時，就有媒體曾預測說，“中國民航已經到達安全飛行臨界點。”——根據國際民航的一般經驗，連續飛行300萬小時即可能面臨事故高發期。

　　但是，這個危險的臨界點很快就被中國民航繁忙的航運任務超越：3月，記錄刷新到360萬小時，7月初超過420萬小時，到9月底已經達到460萬小時，直至11月8日沖過500萬小時這個歷史最高記錄。

　　與此同時，國家民航總局負責人則在多個場合接受媒體采訪時出言謹慎，表示了對飛行安全問題的關注。

　　民航總局局長楊元元在2004年年初的工作會議上強調，民航安全形勢仍絲毫容不得樂觀，嚴重事故征候增多，人為原因飛行事故征候有所增加。

　　據新華社公開的報道，11月16日，中國民航總局副局長王昌順在上海舉行的57屆國際航空安全年會上強調，“當前中國民航進入新一輪的發展高峰期，面臨新的更加嚴峻的挑戰，安全管理還需不斷努力，安全水平還需進一步提高。”

　　僅僅5天后，包頭空難發生。從概率上看，這起空難的發生并不意外。但與這個概率對應的，是55條生命。

　　2004天空上的陰云

　　事實上，民航創造了300萬小時的安全記錄之后，中國的天空已不時有陰云出現。

　　5月18日，新疆烏魯木齊，阿塞拜疆的一架伊爾76貨機從機場起飛兩分鐘后墜毀，7人遇難。

　　6月29日，四川綿陽，一架民航教練飛機墜毀，機上2名人員死亡。

　　10天之后，湖北武漢，一架執行環球慈善飛行的南非小飛機從桂林飛往長沙，途中在此失事，機上一位南非籍飛行員遇難。

　　7月30日，河北承德豐寧縣，一架執行空中尋查罌粟種植任務的輕型運輸機，撞上高壓線墜落起火，飛機上3名緝毒警察與機組人員全部遇難。

　　9月16日，浙江余姚，一架執行航拍任務的直升機墜毀，機上機組和乘客7人，4死3傷。

　　接踵而至的事故，雖然都發生在小型飛機上，且原因各異。但事故頻發，顯示中國航空安全并不能僅由數百萬小時無事故就能一言而蔽之。

　　11月11日，兩少年爬進昆明飛往重慶的川航3U8670航班的起落架里，最終釀成一人死亡一人受傷的慘劇。按一般慣例，飛機在起飛之前，都應該由安全人員對飛機進行一次安全檢測，只有檢測通過了，飛機才能起飛。而最終的調查結果顯示，昆明機場安全人員未在飛機起飛前進行最后檢測，錯失了發現兩名少年的可能性。

　　人們在驚異于這個航空界奇跡的同時，有理由為中國的飛行安全擔憂。

　　中國的安全神話

　　包頭空難發生后，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鐘群鵬在接受記者電話采訪時表示，航空界統計事故率雖然有著各種不同的標準，但從近年統計的一些數據來看，中國民航的事故率的確低于國際民航平均水平。“盡管如此，我們與航空發達國家的事故率相比還有差距，這說明我們雖然已經進入了航空安全大國，但決不是安全強國。”

　　可資證明的一組數據也顯示，從1994年至2003年的10年期間，中國民航平均事故率為每百萬飛行小時0.62次，近3年的平均事故率則為每百萬飛行小時0.44次。低于世界民航業每百萬飛行小時0.64次的平均水平。

　　不過，與先進的指標相比，美國平均事故率為每百萬飛行小時0.30次左右。在1994年～2003年這10年里，歐美發達國家的事故率僅為每百萬小時0.2次。

　　包頭空難發生前6天，中國民航總局局長楊元元在11月15日的記者招待會上曾展望，計劃在2001年到2010年10年間的事故率滾動值達到每百萬小時0.3次以下。

　　中國民航學院民航安全科學研究所所長孫瑞山，多年研究民航安全問題。他告訴記者，根據該所對全球分布的西方國家生產的主要客機，如“波音”、“空客”等機型的對比研究結果顯示，從1994年到2003年的10年間，世界民航每100萬起落架次平均事故率是1，而中國則是0.5(這個數據主要是指西方生產的飛機，如果計算蘇制飛機，中國的事故率則會略微上升)。

　　這個事故率比亞洲平均水平每百萬次事故率1.7的水平要低很多，甚至比歐洲聯合航空局(JAA)的數據也要低0.1。但距離北美的0.4的數據還有差距。孫瑞山還提到，從近5年的統計數據表明，中國航空安全水平在逐步提高，事故率是階梯式下降，而運送人數則是階梯式上升。

　　但他同時表示，中國民航目前面臨的空管安全壓力依然巨大。近年來，每年要處理大概100起上下的飛行事故征候。這些飛行事故征候一旦疏忽就可能釀成災難性事故。“從這方面講，航空安全面臨的任務極其艱巨。”孫瑞山強調說。

　　體制改革與安全摩擦

　　“一起事故從表面上看是因為某一種原因，但實際上多數事故都是因為一系列事故鏈串聯而成的。這其中包括飛行員、安全管理水平、維修保養質量以及飛機狀態等多種因素構成。”11月22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鐘群鵬這樣表達了自己對航空事故的看法。

　　航空業內專家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造成諸多不安全的結果往往并不只是由“個體”造成的，因此，航空事故的防范必須從關注“個體”行為因素轉向關注“團體”行為因素，即以所謂的“團體”行為研究，關注整個航空系統的行為對航空安全的影響。

　　一位航空業內人士則表示，中國民航的客機的整體服役期并不長，從機齡來看，在世界航空市場中占有一定的優勢。從目前中國整體的航空安全形勢來看，最大的隱患在于安全管理。

　　一份資料表明，過去10多年的事故統計數據顯示：70%以上的空難是人為因素造成的，其中有80%的事故是由飛行員的差錯造成的。而人為原因就與管理有著直接的聯系。

　　航空界人士為中國民航安全擔憂的背景是，中國民航近年來發展勢頭強勁，發展速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以上。根據中國民航的統計數字，僅2004年前10個月，民航運輸總周轉量增長了40.4%，旅客運輸量增長了44.9%，航空貨郵量增長了28.9%，旅客總運量已經突破了1億人次。

　　另一方面，自2002年以來進行的各航空公司的重組改制，也使得原有的安全管理模式也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民航改革時期都是事故集中時期。近兩年的改革規模最大，幾乎涉及每個民航人的利益問題，稍有疏忽，就會在安全問題上帶來嚴重后果。”2002年5月20日，新上任的中國民航總局局長楊元元說。

　　可資為證的是，2002年，當民航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的時候，也出現一系列空難，暴露出民航安全的一系列問題。

　　是年3月，國務院頒發2002年6號文件，批準了《民航體制改革方案》，對民航業進行重組。但在具體實施之中，重組卻引來頗多爭議，合并被一些人看成是政府出面搞“拉郎配”。在分分合合的過程中，各種矛盾和摩擦也不可避免地出現。

　　這年的四、五月，“釜山空難”和“大連空難”相繼發生，一些媒體直陳國航作為國企所存在的內部待遇不公、機構臃腫等陳年痼疾。隨后又出現責問民航總局改革遲滯、政企不分、對飛行安全監管不力的聲音。

　　問題的暴露，使民航上下一時難以回避，改革內部人事制度、均衡利益格局被提到安全建設的層面。

　　但是，兩年多時間過去，民航安全管理仍然被業內外人士所詬病。“體制不順、企業法規意識不強、缺乏風險意識、團隊合作障礙、忽視安全文化建設等問題是目前航空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數種隱患。”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民航目前的安全管理還只停留在“事前布置、中途例行檢查、出了安全問題處理”這樣的簡單操作模式階段。從管理模式來說，“依靠行政命令多，依靠規章管理的少；‘紅頭文件’多，規范化程序少”。

　　在包頭空難的真實原因未公布之前，這些問題尚只能為事故的發生作一個模糊注腳。

　　“現在還很難判斷這次事故真正的原因，無論如何一定要把這次事故的真相調查出來，并向公眾公布。從某種意義上講，公布事故真相甚至比處罰責任人更加重要，因為這是避免同類悲劇再次發生的最好方式之一。”一位專家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民航體制改革引發的諸多問題，無論如何不應以付出生命為代價，在人們一時還難以在改革問題上拿出完善的框架之前，對已發生事故的調查公開，就成為了現在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11月23日，國務院“11·21”空難調查領導小組組長、國務院安委會副主任、國家安全生產監督局局長王顯政對參與空難調查的人員提出，要本著對遇難者高度負責的態度開展工作，調查結果一定要經得起歷史鑒定。在調查過程中，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不受任何主觀因素的影響，要堅持不查明事故原因不放過，不認定事故性質不放過，不查處事故責任人不放過，不采取防范措施不放過。

　　王顯政的要求，無疑是國務院對最近民航一系列事故的調查處理帶有指示性的意見。人們有理由期望包頭空難不僅在事件調查，而且在公布結果方面引起一個里程碑式的標志。

　　11·21空難發生后，媒體當日曾向東航要求公布死難者名單，卻被拒絕，致電包頭民航部門查詢，接電話者來回推托……所有這一切，為人們期望得到空難完整的調查報告蒙上了陰影。

　　正像這一次黑匣子在記者截稿時還尚未打撈上來一樣，事故的“黑匣子”總是最后才能出現，但這次人們期望的是，把它當眾打開。

　　事故原因是什么？事故性質是什么？責任人如何查處？今后的防范措施是什么？如果不能回答上述疑問，那么答案只有一個——包頭空難就仍然難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