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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是內地一線歌手的毛寧在五年前一個突發事件后消失，今年八月他召開新專輯《我》的發布會，正式宣布復出。實際上，毛寧2002年8月曾作為嘉賓出現在楊鈺瑩的北京演唱會上，這次演唱會是楊鈺瑩復出的開始。今年年初，董文華為她的新專輯《港灣》舉辦了一個大PARTY，邀請上百位明星參加，在這個發布會上，最引人注意的一幕就是毛寧和董文華百感交集地擁抱。同時，毛寧還參演了電視劇《萍蹤俠影》，主演過一個音樂劇，只是他從未接受過采訪。毛寧新專輯的中方代理21世紀東方唱片公司的老板張衛寧告訴記者：“毛寧一直在低調演出，所以很難說復不復出。”但與過去明顯不同的是，毛寧現在終于克服心理障礙，“有選擇”地接受采訪，所以他此次被稱為“高調復出”。

　　最難克服心理恐懼

　　關于五年前的報道，毛寧認為有很大一部分是失實的，例如有報紙講述自稱是他朋友的“小玉”向毛寧母親哭訴，實際毛寧的父母多年前已經去世。此類新聞，毛寧并沒有借發布會澄清。張衛寧說：“我是2002年才認識他的，過去發生的許多事情并不清楚。在我看來，他是個善良、努力的人，對那些狀況無力抗拒。他覺得那些事法院有判決，他自己無須多說。”但是既然要宣傳新作品，不可能不提到往事，毛寧極力不讓媒體把話題往五年前引，但在他的新歌中卻有一句“自己的傷自己知道痛，哪道深哪一道最重”。張衛寧表示，作為毛寧的商務伙伴，他不否認介紹一件商品需要宣傳，毛寧經過沉淀痛苦，也愿意重新站起來面對公眾，只是揭自己的傷疤確實很困難。在有限的專訪中，毛寧更多地談到他的心情掙扎而不是事件細節。為了改變公眾印象，毛寧的新歌里加入了很多陽剛的元素，“制作人谷村新司賦予他很多成熟、陽剛，增強男性魅力的東西。”張衛寧說。

　　比起毛寧，楊鈺瑩就更謹慎。無論是推銷新專輯，還是現在做主持人，楊鈺瑩都沒有正面發言過。記者曾幾次聯系她采訪，請她做主持的華娛衛視也很希望利用她的知名度宣傳節目，但楊鈺瑩都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她表示，即使談話范圍限制在主持方面也不行。假釋的藝人紅豆是老歌手中最難堪的一位，在峨眉山的義演中，記者在門外把問題寫在紙條上遞給他，他托人帶話說：“我是來唱歌的，現在不是我講話的時候，所以暫時無法回答問題。”主辦方解釋說他還很脆弱。

　　張衛寧勸說毛寧面對媒體的理由是：既然你懷著感恩的心，對音樂還有向往，為什么不對大家講話？而且介紹一個文化商品就要介紹演唱者的所思所想。這種理由并不適用于所有復出歌手，實質上，毛寧的企宣也非常不愿把毛寧和“問題藝人”聯系在一起，他認為毛寧和紅豆的事性質完全不同，毛寧是受害的一方，而因為兩人復出的新聞幾乎同時見報，也給他們在宣傳上帶來了尷尬。

　　資深樂評人金兆鈞表示，如何克服對公眾的恐懼，是這類歌手的最大問題，其次就是策劃，怎么把負面新聞轉向正面。“紅豆相對更難，他要考驗公眾的道德容忍有多大。在宣傳上既不能以此為賣點，又要準備好一套說辭應對媒體，過多的策劃反而糟糕。”楊鈺瑩復出時南方媒體還圍繞著賴家說事，金兆鈞認為這種策略是“不智”的。

　　老歌手是否還有市場

　　毛寧復出后，有媒體質疑此類歌手是否還有商業價值，并引用某圈內人的話說，他們的演出市場有風險，使演出商望而卻步。媒體感興趣的是他們的過去，如果神秘感消失，這種關注也將消失。張衛寧反駁說，有些媒體是懷著惡意期待，是謠言集散地。他舉例說，毛寧的新專輯第一周銷售很好，而且他并沒有停止過演出，每年在美國都會在華人圈開演唱會，剛剛在全美選美大賽上當了嘉賓。金兆鈞說：“毛寧剛復出，還不知道結果。”楊鈺瑩的復出基本上算是失敗，因為她沒有新的觀念。而有新觀念，由流行音樂人制作的董文華的專輯據說賣了3萬，銷量也不大理想。發行董文華《港灣》的上海世創影音制作有限公司的副總曹建東說，他們掌握的數字是5萬，“目前狀況是緩了一點，沒有上市時那么好”。

　　對于人們對復出歌手商業價值的質疑，張衛寧說，他告訴毛寧，把心態歸零，等同于新人，這樣就不會有過高的期待，也不會失望。“我們都不給他壓力，前不久發何炅的專輯，我給銷售人員訂了指標，但毛寧的就沒有，因為怕他有壓力。”他認為，至少老歌手還有固定的樂迷，商業風險并不會比新人大。

　　金兆鈞認為，老歌手的復出是否成功還是要看作品，除非有非常成功的作品，想徹底地翻身，重回原來位置畢竟很困難。像楊鈺瑩就復出的太匆忙，急著開演唱會，沒有好好地規劃；董文華的歌迷雖然是固定的，卻不是唱片消費的主流，她個人的演出還有一些局限，今年某電視臺的春節晚會就把她本來錄好的節目最終撤下了。他舉田震為例，“她復出時逐步推進，搞的是巡回小演唱會，就很成功”。他也承認，田震復出恰逢其時，現在市場蕭條，當然田震不是問題歌手，沒有負面的陰影，也沒有背負那么多負擔。張衛寧當初成功地運作了田震的復出，而今他承認，樂迷群體越來越低齡化，他們更愿意聽周杰倫。但是在演出市場上，老歌手更有市場，蔡琴和周華健很久沒有新歌，但演唱會是最賺錢的，“毛寧針對的是25-45歲的市場，這個年齡的人聽不到想聽的東西”。

　　對于這些復出歌手而言，唱片可能是理想，但更多的目的是以此找到一兩首新的代表作，以用來演出，商演也是他們主要的收入來源。在90年代楊鈺瑩退出歌壇時，她的出場費是三四萬元，現在她復出之后是10萬元左右，如果與她從前比是高多了。但也有人認為，如果她沒有出事，應該能拿到更高。毛寧在退隱前在男歌手中已經是一線，現在應該還會，當紅的國內歌手藝術生命也相當長，一首歌可以唱很多年，但是這一切只是假設。“唱片盜版量太大，發10萬張正版就已經很不得了，演出市場相對規范，樂壇肯定要有新的周杰倫出來，但觀眾有不變的一面，像毛寧他們的市場還在。”如果長期不演出，肯定會面臨生存問題，這些老歌手在海外華人中可能還有市場，但他們真正想要的還是國內市場。

　　曾經有些問題更嚴重、甚至有案底的藝人也復出過，像入過獄的歌手張行，但效果都是一般，他只能在“同一首歌”上露臉。惟一成功的個案遲志強，金兆鈞透露說，根本是個精心的策劃。“《悔恨的淚》那張專輯里遲志強只說了兩句話，那里面的歌全是朱笑冬和李小文唱的。我們插隊時經常唱些‘流氓歌曲’，那時還不叫制作人，叫音樂編輯，想到遲志強的案子轟動很大，就攢了一盤這種歌，還帶動了一股獄歌風潮。”

　　金兆鈞認為過去的“問題”對歌手的打擊并不是致命的，“重要的是打響一首歌，別讓曾經的觀眾失望”。他認為歌迷根本不會關心某人是不是改過，他對犯下的錯有沒有交待，“關心這些的是媒體，聽歌的人只關心歌好不好聽，丑聞只是作料”。但他也承認，推一個歌手要“天時地利人和”，從這個層面講，負面報道纏身也是影響銷量的一個因素。

　　(文/孟靜摘自《三聯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