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本刊記者/文曄(發自云南 北京)

　　種種跡象表明，到2005年，轉基因稻米可能獲得準生證，進而走上餐桌，中國有可能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大面積種植轉基因口糧的國家。這被認為有助于解決中國糧食安全，增加農民收入；但國內外一些人士擔心，其中仍然潛藏著風險在過去近5年中，盡管試驗田的面積在不斷擴大，但中國沒再給任何轉基因作物發放準生證。考慮到2003年初，一場對轉基因食品質疑的口水戰，以及由此引發的公眾恐慌，新的轉基因作物得到批準的前景似乎還不明朗。

　　“2005年，情況可能會有重大轉變。如果批準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種植，中國將可能成為全世界第一個大面積種植轉基因口糧的國家。”中科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的朱禎研究員告訴記者，他所領導的團隊如今已完成了環境和健康的安全試驗，如果運氣好，明年，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生產將瓜熟蒂落。

　　5年，轉基因潛龍在田

　　轉基因是什么？對公眾來說，魚的基因可以轉給番茄，使番茄更易于保存；微生物的基因可以轉到棉花上，使棉花具備抗蟲的能力，這是很難理解的。

　　而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的科學家就開始介入這種高難度的組合游戲了。比如番茄由于富含水分很不耐凍，科學家將生活在低溫環境下的一種深海魚的基因，移植到番茄細胞內，就培育成了耐凍的轉基因番茄。

　　正如著名生物學家陳章良所言，在耗資百億的“863”計劃中，生物技術是排在第一位的。政府在開發轉基因技術方面投入了數以億計的資金，并于90年代末期迅速批準了一些轉基因作物的商業化。正因為如此，我們已經吃上了這種含有魚基因的番茄。

　　當時批準種植的轉基因作物還包括，辣椒、甜椒、矮牽牛花、棉花。但從經濟方面來看，迄今被批準的最為重要的商品是幾種“Bt”棉花，它們引入了從蘇云金芽孢桿菌中提取出的殺蟲毒素基因。

　　1997年，中國政府批準美國孟山都公司開發的Bt棉花投入商業種植，不過兩年，這種作物就躥紅為中國種植最多的轉基因作物。它的神效在于，把細菌的基因轉到棉花中去，這種細菌本身具有殺蟲蛋白基因，這樣，蟲子一吃這種轉基因棉就死，也不用再噴農藥了。

　　隨著BT抗蟲棉的推廣，我國的轉基因作物的種植面積翻了3倍，成為世界第四大轉基因作物播種國。農業，似乎已經走在通往轉基因時代的大道上。

　　然而，從2000年開始，轉基因技術走入了低谷，商業化審批中斷，《農業轉基因生物標識管理辦法》出臺，中國積極簽署了《生物安全議定書》，種種跡象表明，中國正在效仿歐洲，苛刻對待轉基因技術。

　　風向為什么而轉變？朱禎研究員提到有關生物安全的“公眾擔憂”，以及對歐洲市場能否接受轉基因產品的疑問。

　　但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科學家告訴記者：美國孟山都公司的棉種價格數倍于中國自己研發的轉基因棉種，但仍然壟斷了中國57%市場，這跟他們先進的專利技術分不開。而本國的研究要跟上來，擁有自己的專利技術，還需要時間。換言之，中國應給自己的科技人員預留時間和空間。

　　與此同時，中國并沒有放松對轉基因的研究。2002年初國家就耗資1.4億元投入了“中國農作物基因資源與基因改良工程”項目。

　　到2003年8月止，我國受理轉基因安全試驗申請1044項，批準777項，其中有446項完成中間試驗，198項完成環境釋放試驗，55項完成生產性試驗，73項完成食品安全性檢測。

　　但是，從2000年至今再沒有一項技術獲準商業化種植。

　　水稻，一個突破口？

　　稻米占我國糧食總產量的40%，是過半中國人的主糧，因此在我國眾多的生物技術的研究中心中，它都是主題。

　　其中，中科院遺傳所朱禎牽頭研究的轉SCK基因抗蟲水稻，華中農業大學張啟發院士的BT抗蟲水稻，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所賈世榮研究員的抗白葉枯病水稻領業界之先。

　　依據中國簽署加入的《生物安全議定書》，獲批商業化生產需要諸多項安全試驗，朱禎團隊可能是離商業化種植最近的。

　　“我們從1988年就開始為此做準備，1998年正式申請安全審批，到現在才走完了倒數第二步，剩下的就是等待農業部的批準了。”朱禎嘆著氣說，這項技術早在10年前就已經成熟了。

　　他所研究的轉SCK基因(修飾豇豆蛋白酶抑制劑基因)抗蟲水稻在湖北、福建已連續進行了6年大田試驗。經鑒定，其對二化螟田間防治效果達90%～100%。為了節省時間，在進行生產試驗的同時，這種轉基因水稻的食品安全性檢測同時進行。數百只小白鼠被分成兩組，分別吃轉基因水稻和常規稻三個月，而后做多項實驗。據中國農業大學食品學院院長羅云波介紹，結果表明，轉基因稻與常規稻無明顯差異。

　　漫長的安全試驗已經結束，朱禎表示，一旦重新發放“安全證書”批準商業化生產，水稻很有可能是第一個。

　　“我國的雜交水稻研究本就在國際上處于領先地位，如果批準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種植，很有可能像美國的孟山都一樣占領國際種子市場先機。而且，我國是水稻99%用于自產自銷，即使歐洲拒絕吃轉基因水稻，也不會有什么貿易風險。”一位生物安全專家預測，明年上半年，轉基因水稻很可能會獲得許可，走上餐桌。

　　謹慎，政府仍在猶豫

　　“明年年初希望很大，但是也許還要等兩年”，朱禎并不樂觀。

　　政府對待轉基因的態度是“積極發展，謹慎應用”，有科研人員說，這是“煙草插曲”給政府上的一課。早在1993年，我國農民就在種植抗蟲害的轉基因煙草。不過美國煙草企業Philip Morris在聽說政府夸耀這種煙草后，便禁止采購該品種來制造香煙。

　　魚番茄、蝎子玉米，聽起來有點可怕？轉基因自誕生以來，無論是是科學的、政治的、貿易的、甚至是情緒化的，有關它的爭論從來就沒有停止過。這些，都是政府要考慮的“決策風險”。

　　不過就眼前來說，對于中國來說，糧食安全似乎權重更大。連續數年的糧食減產，以及由此引發的糧價上漲，引發了人們對糧食安全的擔憂，轉基因水稻因此更加充滿誘惑性。

　　黃季火昆，中國科學院農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2003年對試種植轉基因水稻的8個村做了數月調研。他算出一筆賬：轉基因水稻可以使農民少用80%農藥，增產6%～8%，農民每公頃平均增收676元。如果全國90%地區種植轉基因水稻，糧價將必然下降，社會福利每年增加41億美元。

　　但是，對于環境的潛在的風險，使它成了一個燙手的山藥。10月16日，在水稻的故鄉云南，成立于香港的綠色和平組織專門發動專家，探討了轉基因水稻的安全性。

　　“稻米就是生命，中國如果種植有未明風險的轉基因稻米，等于拿生命做賭注。”綠色和平項目經理施朋祥稱，“這是一場沒有回頭路的賭博，像其他生物一樣，轉基因水稻如果被種到田里，就會不斷繁衍，一旦出錯，覆水難收。”而原中科院生物科學與技術局局長錢迎倩證實，“轉基因通過基因流造成基因污染已經成為事實。”

　　選擇轉基因水稻的過程，其實是一個艱難的利弊權衡過程。支持者強調可以明見的利益，黃季火昆說，“轉基因水稻晚推廣一年，我們就等于放棄了每年200億的收入。”

　　強調生物安全的一方則重視不可逆轉的風險，“過去誰也不知道四環素有問題，等我們的牙黃了，就晚了。”國家環保總局生物安全管理辦公室官員王捷表示，“要知道，對于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誰也說不好。”

　　公眾，你還有選擇權嗎？

　　對公眾來說，稻米是生活的必需品，一旦批準商業化種植，我們就必須做出選擇，吃或者不吃。

　　在判斷轉基因是否安全的這個問題上，科學家也無能為力。

　　中科院《科學新聞》發表的一篇文章，將轉基因食物“可能”對人類健康的危害總結為三點：

　　一、轉基因作物中的毒素可引起人類急、慢性中毒或產生致癌、致畸、致突變作用；

　　二、作物中的免疫或致敏物質可使人類機體產生變態或過敏反應；

　　三、轉基因產品中的主要營養成分、微量營養成分及抗營養因子的變化，會降低食品的營養價值，使其營養結構失衡。

　　但事實上，不管是該文章還是全球的科學界，都沒有提供支持這些結論的可靠證據。到目前階段，對轉基因安全性的一個比較客觀的評價是：這是一個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的命題。

　　現在，許多國家(包括中國)都采取了“標識”這種折中但具有現實意義的態度將懸而未決的轉基因安全“疑案”，留給公眾自己判斷。

　　“如果轉基因稻米一旦商業化，要拒絕吃轉基因食物，其實很難。”一位表示“不吃轉基因稻米”的生物安全專家說，“我們將無處可逃”。

　　我國雖然出臺了相應的“轉基因標識”規則，但是只有目錄中的5類17種農產品被要求標識。王捷說，《農業轉基因安全管理條例》和《農業轉基因標識辦法》帶著農業二字，因此只能管到農業，管不了與此相關的制藥業、環保、更管不了食品加工，而這三項恰恰是和公眾利益關系最密切的。

　　農業部轉基因安全管理辦公室主任程金根曾針對這個問題做答，他說，國家轉基因監管工作的核心問題是安全評價。只要轉基因生物(包括植物、動物、微生物)通過了“安全評價”，那么轉基因加工食品就被認為是安全的，而不再需要標識。“只要大米是安全的，那么米制品也就是安全的了。”

　　按照程金根的說法，公眾對米制品是很難知情和選擇的，因此，對于轉基因的安全判斷就落到了負責“安全評價”的專家團身上。

　　在專家團組成之初，國家環保總局生物安全管理辦公室官員王捷說，負責對轉基因生物進行安全評價的，按照規定應由從事農業轉基因生物研究、生產、加工、檢驗檢疫以及衛生、環境保護等多方面的專家組成。然而，環保局推薦了3位專家，但農業部只給了1個名額。而這惟一一位環保局專家還遠在南京，對評估工作參與不多。

　　記者拿到了一份“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組成名單”，在這個由58人組成的評估委員會中，只需用網絡稍一搜索，就可以查出近30多個生物技術專家。其中不少就參與或領導著轉基因作物的研究。而環保、生物安全方面的專家則寥寥無幾。

　　“如果他們能做一個純粹的科學家的話，說法可能會是另外一個樣子的。”香港綠色和平組織施朋祥對這些安全專家的立場提出了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