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易經》影響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使得中國傳統思維只有歸納法而沒有推演法，進一步使得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誕生？

　　發展近代科學，一定要擺脫掉“天人合一”這個觀念？

　　-本刊記者/方玄昌 鄭偉庭(整理)

　　《易經》不易。作為“六經之首”，它在產生后3000多年，還被學者“指責”為近代科學不能在中國誕生的罪魁之一。

　　當然，更多的人會對這種“指責”進行反駁，試圖為《易經》平反。

　　2004年9月3日，北京人民大會堂，在“2004文化高峰論壇”上，著名華裔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教授以“《易經》對中華文化的影響”為題，提出觀點稱“易經影響了中華文化的思維方式，而這個影響是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楊振寧的論點立時在互聯網上引起了激烈的討論。最終，爭論的中心論點扯出了一個老話題——李約瑟難題，即：為什么近代科學沒有在有著先進文明的中國萌芽。

　　正如楊振寧自己所說的，加入討論的人們大多數對他的觀點持反對意見，但他的觀點并沒有被壓倒，一小部分支持他觀點的人士也顯示出力量。楊振寧認為，一直以來都有學者持有他的這一觀點，但他們中很多人都迫于學界壓力，不敢公開宣稱自己的觀點。

　　爭論的高潮出現在2004年10月23日。這一天，由清華大學高等研究中心和《科技中國》雜志社聯合主辦的“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科技發展的影響論壇”在清華大學舉行，楊振寧、董光璧(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研究員)、陳方正(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前所長)等知名人士參加了這次論壇，并分別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盡管眾多的專家和學者在論壇上對這一話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但顯然沒有為這一爭論劃上句號。

　　楊振寧：“天人合一”和推演法的欠缺阻礙科學誕生

　　楊振寧在他的報告中沒有明確提出“李約瑟難題”這一概念，但他把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萌生的原因放在他論題的首位。

　　楊振寧把原因歸結為五點：

　　第一，中國的傳統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換句話就是比較注重實際的，不注重抽象的理論架構。

　　第二，科舉制度。

　　第三，觀念上認為技術不重要，認為是“奇技淫巧”。

　　第四，中國傳統里面無推演式的思維方法。

　　第五，有天人合一的觀念。

　　楊振寧認為，其中第四點和第五兩點跟《易經》有著密切的關系。

　　無可置疑，歸納與推演都是近代科學中不可缺少的基本思維方法。楊振寧認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歸納法，可是沒有推演法：“易者象也”，“圣人立象以盡意”，“取象比類”，“觀物取象”。這是貫穿《易經》的精神，都是歸納法。

　　至于中華文化沒有發展出推演法，楊振寧引用明朝末年大臣兼大學者徐光啟的故事來說明這一點：徐光啟最早與利瑪竇合作翻譯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翻譯了前六章)。歐幾里德的幾何學第一次把推演法規律化，其影響直至牛頓科學思想的形成。

　　“徐光啟在翻譯了以后，了解到推演法一個特點就是‘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就是一條一條推論不能次序顛倒。這跟中國傳統不一樣。中國傳統對于邏輯不注意，說理次序不注意，要讀者自己體會出來最后的結論。”楊振寧在報告中說。

　　徐光啟翻譯《幾何原本》的時候，牛頓還沒有出生，可是徐光啟的翻譯本存世近300年，在中國卻沒有發生太大的影響。楊振寧認為，這顯然跟中國人的傳統思維不容易接受推演邏輯有關。

　　另外就是關于“天人合一”的觀念。楊振寧認為，這種思想“起源于《易經》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與人道在內，天的規律跟人世的規律是一回事。”而“近代科學一個特點就是要擺脫掉‘天人合一’這個觀念，承認人世間有人世間的規律，有人世間復雜的現象，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規律，與自然界的復雜現象，這兩者是兩回事，不能把它合在一起。”

　　另外，楊振寧認為中醫理論中把疾病與醫藥分成陰陽、寒暖、表里等的分類，也是受《易經》理論的影響而來。

　　報告中，楊振寧還指出《易經》影響中國人傳統思維的另兩個方面：“《易經》是漢語成為單音語言的原因之一”；“《易經》影響了中華文化的審美觀念。”

　　楊振寧一再強調，他提出這些觀點，并沒有攻擊傳統哲學的意思。他對“天人合一”的內涵中更重要的“天人和諧”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董光璧：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科學沒有直接的源流關系

　　似乎是對楊振寧所闡述的“《易經》影響中國人傳統思維的三個方面”的一種回應，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研究員、在中國傳統文化研究領域享有很高知名度的學者董光璧，在“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科技發展的影響論壇”上發言，也從三個方面論述了自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看法：“第一是從文化的結構和演化來看傳統，第二是從當代人類面臨的挑戰看中國傳統文化，第三是從如何改變當代中國科學落后的狀況來看易學研究。”

　　然而，董光璧老先生的講話過于學術化而顯得有些深奧。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他自己也認為，當時參與論壇的聽眾，恐怕絕大多數不能真正領會他的某些話的含義。

　　“所謂李約瑟難題，實際上是在為一件從未發生過的事情找原因，嚴格講這不是歷史學研究的問題”，在采訪時董光璧用淺顯的語言解釋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他認為，如果一定要尋找造成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誕生的原因，那么制度問題應該位列第一，因為工業文明時代是制度主導文化的時代。他說，“我們現在所理解的科學形成于17世紀的歐洲，其淵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文明，而與中國傳統文化沒有直接的源流關系。他強調，“不要把不成功的原因歸罪于自己的祖宗，這會讓本來應該負責任的統治者和當事人逃脫責任”。

　　關于邏輯問題，董光璧說，中國沒有系統的邏輯學，這一點必須明確，這顯然對中國有很大的影響。但另一方面，中國邏輯有些特征跟西方相比卻有優勢。“西方有歸納和演繹兩大邏輯系統，他們習慣上把從特殊-特殊歸到歸納里，一般-一般歸到演繹里。中國邏輯的特點在‘特殊-特殊’和‘一般-一般’的推理，僅從對稱考慮也應該有其一定的地位。”

　　董光璧舉例說，中國有互補或者說對稱推理，即有陰必有陽，這樣的思想在現代科學中已經顯示了它獨特的意義。“我們看看發現正電子的過程，既然發現了負電子，根據對稱原理推論，就一定會存在正電子的。”

　　陳方正：中醫藥是中國成功的科學

　　參與論壇的還有一位嘉賓，他就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前所長陳方正教授。陳方正原本是美國哈佛大學物理系畢業生，后來傾心于中國傳統文化。在這次論戰中，他提出觀點：由于實用主義的驅使，中國產生了自己的科學，那就是中醫。

　　“中國的主流文化完全是實用的、入世的，它就會促進一種實用性的科學。我在這里提出自己的一個觀點，我們應該看到，中國不是沒有科學，中國的科學不是不成功，而是成功的，只是我們沒有看見而已。就是在中醫藥。”

　　陳方正還認為，中醫藥有自己系統的科學理論。“在漢代，《黃帝內經》出現了，《男經》出現了，張仲景的《傷寒論》出現了，這些書里都有高度理論性的東西，也有實用性的醫方。”

　　陳方正認為，也因為這種實用性思想，它就沒有推動力學、天文學、理論數學的發展，因為在古代，這些沒有當下的可理解的實用價值。

　　陳方正還對中醫藥的“現象學”(根據觀測，依憑經驗建立模式理論)理論在未來的前景表示樂觀。“我們可以舉出例子來：現在科學的一個熱潮就是基因學，基因不能完全用一個理論來解釋它，當然，整個基因科學是需要數理科學的支持的，可是它的基本精神是現象科學，是描述性的。這個跟我們中醫藥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但陳方正也承認，中醫的未來可能還是要靠西方的推理性的、邏輯性的數理科學來支撐。

　　一場永遠得不到結論的論戰

　　針對陳方正“中醫藥有它自己的理論體系”這一觀點，一向溫文爾雅的楊振寧激烈地表示：“如果中醫藥以后還按照它自己的‘理論體系’走下去，那么它就不會有發展，沒有前途！”

　　另外一個與會嘉賓、自然科學研究所所長劉鈍以及董光璧在接受本刊采訪時也都認為，按照現代科學的定義，中醫藥無論如何都不是科學。“中醫藥采用的不是那種建立在實驗和推理基礎上的、培根以后建立起來的近代科學方法。因此，中醫不是一種近代科學，而應該歸結為傳統科學，一種學術傳統。”劉鈍說。

　　而針對楊振寧認為《易經》沒有推演法的觀點，論壇中有聽眾也激烈地表示反對。“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進而演化成六十四卦，就邏輯來說，這本身就是一種推演法。”更有甚者，還有人認為，從“卦象”而知“吉兇”，這也是一種推演。

　　劉鈍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拿《易經》算卦，那顯然是文化中的一種糟粕，《易經》里面的預測方法跟科學的邏輯概念顯然相差甚遠。

　　劉鈍認為，楊振寧的三個論點中，其中兩個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沒有什么好討論的。“第一個是易經影響中國文化的思路，楊先生用它來解讀近代科學在中國缺席的原因之一，確實是這樣的。第三個是易經影響了中國人的審美觀，我也覺得沒有錯。有爭論的應該是第二個，《易經》是否漢語成為單音語言的原因之一，還有待于史實考證。”

　　爭論的焦點最后重回到李約瑟問題。劉鈍說，李約瑟問題是沒有惟一答案的，這個問題討論了幾十年甚至幾百年了，在李約瑟之前，最早在17世紀，一些傳教士就提出這個問題：為什么中國有先進的組織和文化，卻在自然科學上這樣落后？但至今依然沒有明確的答案。

　　“歷史問題跟數理問題不一樣，歷史問題只是提供討論的一個平臺。他有從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上來解。最普通的解是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沒有資本主義的萌芽；然后還有中國的官僚體制、中國的文官制度，中國的傳統儒家思想，甚至中國的語言。這些以前都討論過。楊振寧從《易經》的角度來討論，認為《易經》至少是阻礙中國科學發展的原因之一，這也可以說是對李約瑟問題的一個回應。”劉鈍總結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