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利欽當年以“和平過渡”的方式將總統(tǒng)職務移交給普京，曾經引起世界輿論的強烈反響。對他的“高瞻遠矚”和“高風亮節(jié)”，擊節(jié)贊賞者有之，滿腹狐疑者亦有之。

　　葉利欽為何心甘情愿地提前辭職？普京為何平步青云登上總統(tǒng)寶座？有人從葉利欽對普京的高度評價和充分信任，似乎看出他們之間有什么“貓膩”———一個最流行的說法是：葉利欽與普京達成了一個秘密交易，即葉利欽主動把總統(tǒng)職務交給普京，普京則必須保證在葉利欽離任后，做到“一切按既定方針辦”和“一切按總統(tǒng)待遇不變”，并承諾對葉利欽及其家人實行特殊保護，讓他們不受任何侵犯或任何法律的約束。

　　葉利欽在《午夜日記》里非常坦誠的敘述了“交班”的經過，承認自己在考慮辭職的時候，的確“想弄清楚今后我的情況會怎么樣”，而且國家杜馬的一些說客也不止一次地和他“商量有關向離任總統(tǒng)提供保障的問題”。但結果并非有什么秘密交易，而只是有一個緊急命令，其內容就是關于如何對離任總統(tǒng)提供個人保障。

　　葉利欽公開披露了這個命令的有關條款，用事實反駁了“家庭成員享有豁免權”的流言。命令中規(guī)定只有葉利欽一個人享有此項特權：“已經終止職權的俄羅斯聯(lián)邦總統(tǒng)享有不受侵犯的權利……不能對其提起刑事和行政訴訟；此人不受拘留、逮捕、搜查、審訊或私人調查……”

　　其余條款都是一些事務性的，例如“使用交通工具和警衛(wèi)的權利，使用車站、機場專門的會議廳會見官方客人和代表團的權利，使用政府專用通訊線路的權利等等。”以及“有權終身使用國家別墅、享受醫(yī)療保障。”

　　對于總統(tǒng)離任后的個人保障，葉利欽毫不隱諱地認為“是很自然的”，“沒有任何值得大驚小怪的東西。”他之所以如此理直氣壯和理所當然，是因為他有先例可據(jù)。

　　當初戈爾巴喬夫辭去蘇聯(lián)總統(tǒng)職務時，葉利欽就給他及其家人提供了個人保障。其條件雖然不能與后來的他相比，但在當時情況下也算相當優(yōu)厚，譬如讓他在他最喜歡的“莫斯科河”五號總統(tǒng)別墅終身居住，為他和家人配備了小轎車以及醫(yī)療保障，而且還為他從事新的社會活動即“戈爾巴喬夫基金會”，無償提供了一整幢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帶副樓的房子。曾經有媒體報道戈爾巴喬夫因為與葉利欽“政見不和”，葉利欽一氣之下取消了他的個人保障。

　　其實并非如此，雖然葉利欽對戈爾巴喬夫確實有過不滿，“當我了解到他在國外對我以及對俄羅斯的內部事務所進行的議論時，心里非常惱火”，“……但是，談論如何每次我都強迫自己用意志力去消除不斷涌上心頭的厭惡感，去忘掉我們之間的私人關系。”

　　葉利欽堅定不移地保證了對戈爾巴喬夫的個人保障，他認為：“盡管我們倆互相不滿意對方，但戈爾巴喬夫是否具有正常生活的條件，是否能夠自由表述他的觀點，是否可以參加一九九六年的總統(tǒng)競選，這一切對于他自己、對于整個俄羅斯以及新的民主進程都非常重要。”

　　有人也許會說，葉利欽如此對待戈爾巴喬夫，是否有意為自己留“后路”？既然戈爾巴喬夫就能得到個人保障，那么他葉利欽無論得到什么樣的個人保障，似乎都無可非議。葉利欽當然不會這么認為，他把離任總統(tǒng)的個人保障不是當作“個人問題”，而是當作“國家大事”。他覺得“我們有必要開創(chuàng)一個對下臺的重要政治人物采取尊敬而公正態(tài)度的先例……這不僅對于個人，而且對于國家也是有必要的。”

　　然而我認為，無論是戈爾巴喬夫還是葉利欽的個人保障，都還是一種在非正常情況下的人治之策。正如葉利欽自己所說：“如果社會正常發(fā)展，變得越來越民主，越來越文明———我堅信將會如此，那么對于離任的總統(tǒng)來說，社會本身就能保障他不受侵犯。”

　　誠哉斯言，包括離任總統(tǒng)在內的每個人，都不要把一切個人保障寄托在“救世主”身上。沒有制度，什么都不可靠。

　　文章來源：香港《大公報》 文/楊學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