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胡玲

　　一項實際上處于研究試驗階段的手術技術，由于醫院的大力宣傳，以及病人和家屬的迫切需要，進入了加速推廣階段；而政府主管部門對嚴格劃分醫療研究與臨床的界限,遲遲未采取行動

　　10月22日上午10時，北京某醫院住院部二層的神經疾病研究所及立體定位手術室。周銳(化名)，被立體定向儀的框架固定著剃得光禿禿的頭顱，推進了手術室。

　　立體定位手術本是一個普通的腦部神經外科手術，不普通的是，35歲的男子周銳是一名有著10多年吸毒史的“癮君子”，而他將要接受立體定位手術進行戒毒治療。這項技術是采用先進的微電極定位技術，確定大腦內引起成癮的腦細胞核團，再用射頻加熱的方式毀損這部分細胞組織，以達到治療的目的。

　　立體定向技術本身在國際國內已經相當的成熟，在治療帕金森、癲癇等疾病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療效。而立體定向技術用于戒毒治療，最早是俄羅斯人在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的，1997年，西安唐都醫院最先在中國開始這項研究。但到目前為止，中國各家醫院上馬的這個手術，還都處于研究階段“戒毒手術”處于人體試驗的研究階段的事實，決定了接受手術的吸毒者不是普通的病人，他們是人體試驗的受試者，但大多數接受手術的病人和他們的家屬對此并不知情。

　　在中國，一個醫療項目從研究階段進入臨床階段，需要先立項，獲批準后進入研究階段，當達到一定的成功率后，才能申請結題，待有關部門對項目進行論證后，才能進入臨床階段。而將“研究”混淆“臨床”，在病人中大量地開展手術業務，顯然是不妥的。

　　從年初開始，“手術戒毒”這樣一個提法就頻頻見諸各家媒體，廣東、上海、重慶、沈陽、北京，甚至一些中等城市都有報道稱某某醫院“成功地為吸毒病人實施了戒毒手術”。一時間，大眾傳媒以其特有的威力宣布了“戒毒手術”的既成事實，掩蓋了本應存在的對手術的合理質疑。

　　在廣東，這項技術作為業務，已經被叫停——6月11日廣東省衛生廳和廣東省禁毒辦聯合召開了腦科手術戒毒治療方法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的研討會。根據會議的精神，在會后第四天的6月15日，廣東省衛生廳向廣東三九腦科醫院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五八醫院下發了《關于立即停止開展腦科手術戒毒業務的通知》，“手術戒毒”又回到研究階段。

　　廣東為何叫停

　　目前對人類大腦神經的研究還遠未能解決“手術戒毒”最為關鍵的問題：司職任何一種欲望的神經細胞群體是集中在某一個特定的部位，還是處于一種彌散的狀態？他們是“專職”人類對毒品的依賴，還是“兼職”我們的喜怒哀樂？如果立體定向射頻針對準毒癮神經靶點進行毀損，應該瞄準一點，還是多個靶點？接受治療者在擺脫毒品“惡魔”的時候，會不會也不能再感知人間冷暖？

　　科學家們對這些問題的回答還只是：正在研究。

　　當周銳被推進手術室前，記者問周銳是否想過，對腦部進行手術萬一失敗了，可能會帶來未知的后患。

　　周銳說：如果很重要的、很美好的記憶喪失了，會很遺憾；至于手術之后可能不知道高興和難過了，周表示，“吸毒的人早就沒有快樂了。”

　　不過說到要是萬一腦部手術使人變傻了，周銳變得嚴肅起來，他說，“那我可不愿意。”

　　周媽媽對記者說：“說實話，我寧愿(手術之后)出來一個傻子，只當我又養活一個，我認了。(手術)效果再不好，也比他吸毒強，(吸毒)那種罪要比治傻的罪難受得多。”

　　“病人對毒品的欲望沒有了，會不會同樣喪失別的欲望呢？他們會不會再也感覺不到快樂和悲傷了呢？他們對性的欲望會不會同樣受到影響？”這樣的疑問，可能是周銳和他的爸爸媽媽在毒品強烈的摧殘下所疏于考慮的。

　　然而這樣的疏忽是不理智的，這是此項技術在廣東被叫停的最關鍵的原因。

　　2月到6月間，廣東三九腦科醫院就施行了90多例“戒毒手術”，而“出色的公關智慧和宣傳藝術”是廣東三九腦科醫院在其電視專題片《前進中的廣東三九腦科醫院》中對自己的評價。

　　海軍總醫院副院長、全軍神經外科中心的田增民教授證實，這一次廣東三九腦科醫院被叫停，恰恰是因為他們把其擅長的公關智慧和宣傳藝術用在了不能作為業務進行宣傳的“戒毒手術”上面。據田增民講，三九醫院曾召開了新聞發布會，宣布實際上還處于研究階段，只能說取得了一定的階段性成果的“手術戒毒”，已經作為正常業務開展了，并要實行完全的收費和廣告宣傳。

　　北京論證會

　　與繁華、熙攘的王府井大街形成反差，王府井新華書店北面的一條小街里，坐落著一個古樸、靜謐而又張顯著嚴謹風范的大四合院。這里就是中國協和醫科大學研究生院。在院子東側的四號樓里，記者見到了協和醫科大學生命倫理學研究中心的翟曉梅博士。

　　8月下旬，正在安徽講學的翟曉梅接到了國家衛生部科教司打來的電話，她被邀請作為倫理學方面的專家，參加一個很重要也很緊急的專家論證會。

　　翟曉梅清楚地記得，當時送到她手中的論證會資料厚厚一摞，這些資料是廣東三九腦科醫院遞交給國家衛生部的申訴報告。廣東三九腦科醫院在“手術戒毒”被叫停后，向國家衛生部提出申訴。翟曉梅被邀請參加的就是論證這場“叫停與申訴”風波孰是孰非的專家論證會。而這場論證會的意義將不僅僅在于解決廣東的問題。

　　“不是要否定，而是要嚴格。不是要一棒子打死，而是要避免濫用。”翟曉梅如此表示。翟和她的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生命倫理學專家邱宗仁共同起草的，最終遞交給國家衛生部的《我們對于用腦科手術治療毒癮的意見》，正文短短600多字，言簡意賅地闡明了倫理學家的意見和建議：“衛生部和有關省市在目前應該制止這項手術的開展。但我們不反對為了更好地研究戒毒機理和手術治療方法，衛生部可保留個別對腦科手術治療毒癮進行系統科學研究的機構；同時建議衛生部制定‘有關腦科手術治療毒癮研究的暫時管理辦法’，對準入標準、知情同意、保護受試者、受試者的入選和排除標準、科學和倫理審查、技術規范、禁令、罰則等做出明文規定。”

　　“我們是按照一項并未結題的研究項目，來對手術身進行倫理學的評判的。”翟曉梅說。

　　距離國家衛生部8月24日召開的專家論證會整整兩個月過去了，衛生部有關如何規范各地正在進行的“戒毒手術”的文件，至今仍沒有下發。

　　收費與知情權

　　田增民參加了衛生部組織的專家論證會，他所在醫院今年初也開展了立體定向手術戒斷病人對毒品的藥物依賴的研究。不同的是，田承認，醫院的手術戒毒處于研究階段。作為有著高風險并處于研究階段的手術治療方法，其風險和費用是否應該由自主接受治療的病人與開展科學研究項目的醫院共同承擔呢？記者就這個問題請教田增民時，他也承認風險和費用是應該由病人與醫院共同承擔的。

　　田增民教授介紹，醫院對“戒毒手術”的收費，是按照北京市衛生局對立體定向手術規定的收費標準來定的，并沒有因為手術的目的是“戒毒”而單獨額外收費。定向手術的規定收費標準從5000元到2萬元不等，具體根據不同病人在手術中所用的手術框架的標準不同而定。

　　周銳入院交費之時即被告知：“不移植2.5萬，移植3.2萬。”這里的“移植”指的是醫院神經外科所承擔的國家863項目——干細胞移植治療功能神經外科疾病。據田增民教授介紹，手術毀損了病人大腦中的一部分細胞群體之后，如果移植進一些新的細胞，它們經過生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復受損細胞原有的正常功能。醫生也是這樣對周媽媽、周爸爸講的，所以盡管又多出了額外7000元的費用，他們還是為周銳選擇了干細胞移植。

　　記者電話采訪了曾經在廣東三九腦科醫院接受過“戒毒手術”的病人，他們說手術單獨的費用在3萬元左右，加上入院的護理、核磁等其他檢查的費用大約4萬元。

　　讓倫理學家擔心的還有，吸毒病人作為處于研究階段的人體試驗的受試者的“知情同意權”會受到損害。

　　《廣東三九腦科醫院藥物依賴手術治療病人入院知情同意書》只有稀疏的一頁紙，其中有七項條款。惟一能稱得上與手術風險有關的，是第一款的前半句話：“本人自愿入住三九腦科醫院手術戒毒，我已知曉‘住院規則’和醫護人員為我安排的治療方案及應承擔的風險”。其余二至七款包括：尊重醫務人員、文明禮貌、保證不吸食毒品、愛護公共財物、對陪護人員的要求、繳納管理保證金及相應的懲處措施。翟曉梅說：“這也就是一般的手術同意書。”

　　周媽媽在周銳手術前簽字時，對著密密麻麻的三四頁紙，本想好好看看，可護士催著指著紙上的一個地方說，在這兒簽個名就行了。周媽媽說，她又不好意思多問，好像不信任人家醫生似的，也就沒看就簽了。

　　記者向這家醫院神經外科索要一份《知情同意書》時，被告知“(我們的)知情同意書不是規范性的，所以一般也不給(記者)。但每一個病人在手術之前都要進行術前談話。”

　　而周爸爸、周媽媽記得的術前談話“勸說”、“動員”的味道也遠遠多于必要的告知。他們說幾個醫生都說“不存在失敗的可能性”，要非說失敗率“也就千分之一”。當他們問及醫院總共作過多少例“戒毒手術”的時候，醫生們又含糊地說“具體幾例記不清了”

　　周銳手術后的第三天，記者在這家醫院的住院部又一次見到了他。周媽媽悄悄地對記者說，周銳已經30多個小時沒提過要吸毒的事了，而在手術前這是不可能的。當周爸爸向記者講他過去吸毒“糗事”的時候，周銳又調皮地做了一個鬼臉。看來此時周銳的喜怒哀樂并沒有消失。

　　但周銳是否能獲得新生，還有待時間的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