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周刊：中國足球十月革命

　　中國新聞周刊：為什么足協與俱樂部矛盾漸深

　　中國新聞周刊：中國足球漸進改革也需要突破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資本末路下的足球革命

　　在某種意義上，職業化10年的歷史，就是一部資本嫁接足球的歷史

　　-本刊特約撰稿/周文淵

　　如果說，在北京現代隊點燃“革命”的導火線時，中國足協還甚為麻木和遲鈍，因而錯失了將危機平息在萌芽狀態中的良機的話，現在，面對地方諸侯不斷升級，對幾乎已經圖窮匕首見的大逼宮，有關方面已作好了充分的準備。

　　據悉，決策層業已將此次事件定性為“一次無政府主義的奪權行為”，接下來，來自官方的彈壓舉措將連珠擊發。

　　不過，并不屬于體育系統管轄的“革命黨人”似乎毫不畏懼，態度一如既往地強硬，他們把10月26日的足球投資人聯席會議視作給予足協主動革命的最后機會，且留給足協選擇的空間極其狹小：要么完全接受“神圣同盟”的改革方案，把職業聯賽的一切權力歸還給這些投資人；要么承受因這些投資人挾資撤退而帶來的中超聯賽崩盤的災難。

　　這樣，歷時20余天的中國足球資本與權力之間的博弈游戲已屆攤牌時分，顯然，這是一場沒有贏家的決斗。面對制度的森嚴壁壘，那些足球老板很難達到目的，最后可能一走了之，幾年的經營心血，數千萬、數億的投入也就此打了水漂：也可能接受了足協的權宜性條款，繼續在中超的黑洞掙扎。而中國足協即使能夠保住手中的權力和表面的權威，實際上卻是更大的輸家，不僅好大的一個爛攤子需要收拾，更重要的是，10年職業化改革的成果將有可能前功盡棄。中國足球從起點又回到了起點，復興之路倍加艱難和漫長；也有可能足協被迫讓步，為資本而非為足球接受資本方的條款。

　　那么，這場暴風雨為何會如此猛烈地降臨，又怎么演變成如此不堪承受之重的危機的呢？

　　一次資本尋求突圍的自救

　　不難理解足協態度由軟轉硬的心路歷程。作為中國足球的最高管理者，足協必須維護自己的權威，更須恪守自己的職責，豈能讓人說剝奪就剝奪了已經壟斷數十年的權杖？

　　事實證明，在16日中超委員會開會期間，足協常務副主席閻世鐸所作的種種懷柔、示好動作，不僅沒有軟化對方的立場，反而讓對手盲目增強了“革命”信心，完全誤讀了足協的誠意。16日之后，“革命黨人”的逼宮動作一步緊似一步，大有不達到目的決不罷休的架勢。對此，從中國足協到體育總局，不少官員在私下里埋怨“閻頭”太軟弱了。

　　作為博弈的對手，以大連實德集團總裁徐明為代表的足球老板們的思路行為也頗受非議。不少人詫異，徐明們究竟是有恃無恐，還是真的不諳國情，怎么會提出踢開足協鬧革命的造反綱領，難道他們所理想的職業足球聯盟，真的可以在沒有足協參與的情況下創建和運行嗎？

　　其實，徐明們也是有苦難言。10年苦旅，中國職業足球已經走進了死胡同，在這條死胡同里，出現過太多的滿懷淘金夢而來，最終卻血淋淋遁走的投資者，從最早的廣州太陽神到現在的陜西國力。最痛苦的是那些還留在“城”里的人：扛下去，看不到熬出頭的希望，但每天幾萬、幾十萬的開銷卻是真金白銀的；若就此“止損”，既心有不甘，很多事情也不是能夠一走了之的。

　　在某種意義上，職業化10年的歷史，就是一部資本嫁接足球的歷史，而資本求歡足球，曾經浪漫也曾經甜蜜過。但就像一把雙刃劍，蜂擁而來的資本一度在從來貧瘠的中國足球土壤上營造了看起來不那么真實的奢華，比如那一個個金牌球市，比如曾被引為時尚的上海灘“德比大戰”。同時又植下了假球、賭球、黑哨、官哨、暴力和派系等惡之花，最終葬送了中國足球的明天，也讓資本陷入了困境。

　　這次資本悍然發動向權力挑戰的“革命”，說到底只是一次資本尋求突圍的自救行徑。遺憾的是，突圍很難，更可能產生魚死網破的雙敗結局。

　　中國職業足球發展三階段：產品、商品和資本

　　大致劃分，中國職業足球經歷了產品、商品和資本三個階段。

　　在產品階段，投資者追求的是企業或產品的廣告效應。早在1984年，最具有市場經濟意識的廣東企業家就敏銳地發現了足球這個大眾情人的廣告價值，廣州白云制藥廠出資16萬元取得了廣州隊的冠名權。10年后，當職業化改革風起云涌時，另一家明星企業廣州太陽神公司拍出200萬，從市體委手中取得了廣州隊的控股權。那時的廣州隊還是國內強隊，那時的足球還處于人人追捧的燃情歲月，投資或投機足球具有極高的回報率，廣東健力寶公司因出資幾百萬美元資助中國少年隊遠赴巴西留學，一舉奠定了中國運動飲料第一品牌的江湖地位。

　　追求眼球效應只是資本染指足球的一次試水行動，當職業化改革釋放了中國足球壓抑數十年的能量，令足球熱迅速燎原整個中國大地，出現了從政府高官到平頭百姓，從權威媒體到街頭巷尾人人爭說甲A的盛況時，資本也跟著加大了投入力度，追求的目標開始不只是廣告效應了，職業足球從此進入了商品階段。

　　在此階段，足球經營從幾百萬的手工作坊升級為幾千萬的工廠化大生產，教練球員的收入呈幾何級數暴漲，內梅切克那樣的世界二流明星取代了馬麥羅之類的廉價外援，同時像曼聯、AC米蘭等世界頂級球隊也頻頻造訪中國。

　　這一切營造了中國足球好大的一個泡沫，但這正是老板們所樂見和期望的。不是有“老百姓都關心的事就是大事”這一官場原則嗎？既然足球那么熱，儼然已經成為城市的“名片”，那么政府向那些經營足球的企業實行某種政策傾斜就很正常了。從執行優惠稅率到批租黃金地皮，從允許進入某些限制性行業到給予上市額度。擁有了這些最稀缺的經濟資源，一些投資足球的企業就此做大做強。

　　足球成了尋租的工具、暴發的魔戒，于是很多企業想方設法尋求進入的門路。當年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爭當甲A聯賽主冠名商，彼此輪番抬價，甚至不惜鬧上法庭，而TOM.COM主冠名商當不成，當個副冠名商也很滿足。這樣的盛況，與現在不少長期的商業合作伙伴也爭相鬧退出的蕭條形成了極為鮮明的反差，也就三四年的光景吧。

　　徐明——將職業足球導入資本時代

　　不過，退出潮中也有一些“反潮流”的英雄，比如大連實德老板徐明。1999年，實德以1.2億的價碼接盤大連萬達俱樂部，其時中國足球大環境已經很嚴酷了，徐明卻公開宣稱，只有傻瓜才會不賺錢。徐明不是一個足球專家，甚至都稱不上是一個合格的球迷，但他對中國足球的信心并非只是基于某種大而無當的理念，事實上他開創了投資足球的新贏利模式——把職業足球導入了資本時代。

　　徐明模式的基本流程是，收購那些債務累累、瀕臨破產，或后臺老板已經不堪重負的俱樂部，然后進行注資重組，經過包裝后再轉手倒賣。

　　2002年，徐明開始了他的實踐，以區區400萬的代價買下了四川全興俱樂部的全部股權，這個價格甚至還不及隊中馬明宇、黎兵等球星的個人身價。1年后，被公認為降級大熱門的川軍取得了末代甲A第8名的好成績，保住了參加來年首屆中超聯賽的資格。有人說，光這張牌照就不下4000萬，何況隊中還有具有很大升值潛力的趙旭日、馮瀟霆等年輕國腳。

　　徐明的實踐似乎證明，投資足球不僅不是天然賠錢的，更是可以賺大錢的。首戰告捷后，徐明醞釀實施更大的足球帝國計劃：一方面，他盯上了球員資產優良、卻受制于體制缺位和資金拮據的遼寧、八一兩大俱樂部；另一方面，他著手進行內部重組，將原來作為梯隊培養的實德二隊、三隊注冊成獨立的法人俱樂部，參加二、三級聯賽。

　　在徐明的如意算盤中，只需要兩、三年，他就將擁有約6支頂級球隊，這不僅是一筆巨大的資產，也將是他左右中超命脈的重磅籌碼。

　　足協政策下俱樂部的資本困境

　　然而，徐明的贏利模式不是建立在一個公平競賽的基礎上，也不能為從國際足聯到中國足協的一切行業管理機構所認可。2003年，足協聯手重慶力帆等俱樂部大力圍剿實德系，從大河到太平洋再到冠城，幾經折騰川足才算注冊成功；但聲討實德系的口水戰從來沒有停止過，令實德承受了極大的道德壓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損害了實德的公信力。以至現在徐明“革命”了，仍被稱為“污點革命家”。

　　到了2003年底，足協更緊急出臺了俱樂部股權轉讓暫行辦法，在法律政策上阻止實德對遼寧和八一的收購，并明確要求實德必須剝離與賽德隆(原二隊)和三德(原三隊)的產權關系，否則不給這兩隊參加中甲聯賽的許可證。

　　至此，徐明的資本運作模式失去了基本的操作空間。也正因此，人們才明白，為什么明明是現代隊罷賽，平素與國安俱樂部并無交情的徐明卻沖到了反足協聯盟的最前頭，并提出了極為激進的踢開足協鬧革命的綱領性方案。其實徐明與足協的“戰爭”早就開始也從未休戰過。在徐明看來，足協的大權獨攬和昏庸執政，堵死了中國職業足球發展的空間。因此，俱樂部必須從足協那里奪回與資本所有權對應的聯賽管理、經營和分配權。

　　資本，永遠都具有兩面性。在日益市場化的足球世界里，對資本的渴望與恐懼，同樣是足球與資本之間關系的永恒話題。每一個俱樂部都在呼吁，中國足協應該成為規則的制訂者而非執行者，但是，擺在足協面前的真正難題是，如何成為規則背后那只超越資本的大手？

　　現在，中國職業足球面臨的困局是：追求廣告效應的產品經濟難以創造足夠的利潤，遠遠不能滿足資本大鱷的胃口；以交換或尋租為贏利模式的商品經濟，迫于足球社會地位的急劇下降也漸漸失去了魅力，政府經常擺出一副愛莫能助的樣子；而徐明式、張海式的資本運作，既難以繞開政策障礙，也容易造成自身的資金鏈的斷裂。

　　——似乎，哪條路都走不贏。當然地，中國足球陷入了全面的危機，從資本到體制，從管理到到品牌，從誠信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