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由國安“罷賽”事件為發端，中國足球各方之間能“鬧”到今天這般地步，并不怎么讓人意外。但它居然能一直鬧到今天，卻多少有點意外。按照以往的經驗，不管徐明們有多么雄厚的資本實力，也不管他們有多么巨大的革命決心，他們所發起的這場“革命”，其實是有無數多的機會和理由而悄然偃息的。而他們能鬧到今天這般熱鬧的真實原因，在于“中國足球非改革”不可的現實，不但為俱樂部老板和全國球迷所認同，而且也為包括體育總局在內的上級主管部門所認同。國安的“罷賽”、實德的發難，無疑成為打破中國足壇混亂僵局的契機。

　　到國足0：1輸給科威特止，中國足球終于失去了最后一塊可以遮掩一下的破布，混亂、貪婪、因循、怠惰、猥瑣、膽怯，一項運動中可以藏納的一切污垢，都全無遮攔地暴露在世人的面前。中國足協則在打飛了國足出線這最后一張大牌之后，不得不赤手空拳地面對本已積怨甚久，時刻可能爆發的中超俱樂部的大佬。因率先實行市場化而被寄予厚望的足球體制改革，終于暴露其致命的缺陷和荒謬。甚至不必再具體分析當事雙方孰是孰非，單是俱樂部與足協之間爆發出如此尖銳而激烈的沖突和對抗，就足以說明這一體制與足球發展之間有多么不合拍。如果要尋找落后的生產關系束縛甚至扼殺生產力發展的案例，眼下的中國足壇，可算是難得的經典。

　　其實，以行政色彩濃厚的“半官方”機構，行使民間行業協會之職，也并非中國足協一家。而“革命”之所以在足壇率先爆發，除了足協過于強旺的控制欲與其管理能力之間嚴重不符之外，更重要的原因，還在于足球產業所蘊含的巨大利益，與足協過于僵化的管理方式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矛盾。巨量的資金投入，巨大的商業潛力，決定了參與其中的各個主體之間，有著剛性而復雜的利益關系。協調這些關系不但需要高超的手腕，更需要相互之間反復的協商、博弈和妥協。光靠戴上墨鏡彈壓、摘下墨鏡喝酒，是斷斷不夠的。

　　從國安“罷賽”開始，協商已告破裂。而徐明的登高一呼，與其說是革命的爆發，不如說是公開博弈的開始。不論徐明們在盤面上占盡了多少先手，接下去的戲碼，也一定是以妥協告終。這或許會讓圍觀的“革命黨”們覺得不夠過癮，但只要中國足球還想發展下去，大家就還得回到盤面上來，無論是徐明們還是足協，誰都不能離開。需要改變的，只是他們之間的相互關系而已。不但足球如此，其他各類事情，也都大抵如此。

　　在中國，足球雖然也是娛樂，卻從來不是小事。足協能夠在俱樂部的不斷抗議聲中，一手掌控局面多年，也和足球在中國的這一特殊地位有關。眼下，國家隊出線前景曖昧，中超球市又持續低迷，于是“大”事化“小”，客觀上也為足壇內部的關系調整創造了條件。如果徐明們與足協真的能以目前這種公開博弈的方式達成妥協，形成新的相互關系，則不但于中國足球發展有功，對其他類似矛盾的解決，也將不無借鑒意義。這或許也是他們到現在還能“鬧”下去的原因之一。(張天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