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朋友不經意講起一場車禍，死者是位中國女孩。聽說那女孩的母親已到多倫多來處理后事，發現女兒這三年來一直在作三陪女，欲哭無淚。

　　好多個夜晚，在酒屋的吧臺邊，常常碰到做“夜店”的留學生們。想起那位年邁的母親邁著沉重的腳步走上飛機舷梯的背影，我開始了對他們的采訪。

　　秋子：僅僅因為寂寞

　　和秋子相約在下午，那天她穿一件DKNY的短袖，一條淺藍的洗水褲，配上一雙休閑運動鞋，披肩發，嘴里咬著杯ICE CAPPUCINO從陽光里走來，很清純。如果不是耳聞目睹，我絕不相信她做夜店。

　　也許因為彼此都來自廣州，自然好說話些。記得當我拐彎抹角向她表達采訪的意思時。

　　秋子睨了我一眼。我告訴你是因為寂寞，你一定不相信。

　　秋子冷漠的眼光看著遠方，說：被人包過，也拍過好多次拖(談戀愛)，一次比一次傷。

　　我們本來是不該出來讀書的，和那些拿博士碩士的留學生不同，我們在國內就不喜歡學習，父母以為把我們推出來，就可將我們脫胎換骨，其實，人出來了，沒有束縛，心更散了。

　　秋子說她最后一次和男友分手后，碰到了一個做夜店看場的朋友，也就開始出來做“夜店”了。

　　說到前途，秋子說，“以后”對我們是這樣一條路：或者繼續將學業完成，然后按規矩申請移民；或者就是找個人嫁了。秋子從未打算回去，不知道怎么面對父母。

　　做“夜店”并不是為了錢

　　那天秋子和我講了很多，她改變了我對她或者是她們這個群體的一些看法。

　　比如，國內一些女孩子尤其是大學生做“三陪”目的很明確，就是通過賺錢改變自己的命運，所謂“貧窮說”就是源于這個道理。但對于游蕩在海外的小留學生“三陪”來說，他們的目的就不是這樣單一。

　　首先他們還不至于“貧”至走投無路，很多小留學生的家里一直以為自己的孩子正在讀書，基本的生活費和學費還是保證的；小留學生出來“做”，其中當然有想多賺些錢以滿足各項消費需求，像良好的居住條件，穿著以及買好的汽車電話等等，但因缺乏家庭溫暖而導致情感寂寞和“無習可學”“無工可做”“前途茫茫”也是個很重要的原因。

　　其次，他們中的一部份當然也有靠出賣身體收取一定的報酬，這就是我們說的賣淫，但，據秋子說，這樣的人只是占一個很少的一個比例，在夜店，比如酒吧、卡拉OK、桑拿、沐足等場所里工作的小留學生，大部分出于兩個原因而工作。

　　其一是需要一份工作，以維持或滿足消費欲求，而對于以留學生身份來加的她們來說，要取得工作簽證相對較難，特別是未完成學業者，夜店靈活的工作模式為她們提供了一種可能。

　　其二是人在他鄉，進退兩難，情感上的孤獨將她們拋離到社會的另個角落，比如像秋子，她其實很清晰知道自己在做著什么，在四個多小時的交談中，我從沒有將她和“賣淫”兩個字聯系起來，她也不是要靠“賣”靠“淫”才能生存。

　　正如她說的，幾百元房租加上吃喝汽車保險，不用陪人上床也能搞掂，只是，當身邊的男人都不敢對情感負責，當社會拒絕你按照常人常態生存，當父母用冷漠的眼光對待你放棄出國的時候，你還會計較什么呢？即時的歡愉，赤條條的錢欲交換雖然不高尚，但總比欺騙要真實。

　　對于父母讓她出國的選擇，秋子很寬解地說，關父母什么事呢？當初在國內自己就無心向學，大學是考不上的，父母為改變我這種狀態才想出出國這個主意，他們都是為我好，而且，他們不是富翁不是貪官，我出國的錢都是他們用血汗掙來、用一生的聲譽借來，我自己不努力，我怪誰？我知道假如我現在回去，父母一定不會拒絕我，但我很難面對自己，就別說是面對他們了，所以不關他們事的。

　　阿麗：生活很現實 青春有價格

　　我是通過一位開餐館的朋友的太太珍認識阿麗的。

　　那天當我正謹慎地在內心選擇著詞句準備開始我的采訪時，阿麗快人快語：我承認，我是靠“做”賺錢。開始沒有任何猶豫，主要是書讀不下去了，然后就將家里給我的學費用到買衣服喝酒和賭上去，人就是這樣的，在境遇不好時意志堅強者畢竟少數。

　　我問她，書讀不下去我可以理解，但為什么不找個人固定下來，比如像你們同來的珍。

　　阿麗聽我這么說，馬上很堅決地搖頭。

　　珍不想回國，所以就嫁給了那個大她差不多有20歲的廣東老板。說是老板，其實就一快餐店，阿珍的苦處你是不知道的，早上5點多就起來了，到晚上10點多才打烊，回到家累得都直不起腰，還要伺候老公收拾家務。以前我和珍一起出去，別人都夸她的膚色好，現在一比較，像大我6、7歲似的。

　　阿麗說，前提是我不想天長地久地磨下去，既然我已經放棄了感情，那么我就不要計較什么了，能多賺點就多賺點，等有了足夠的錢我就離開這里，或者回國，或者到別的城市去，那時候做什么都沒有顧慮了。

　　輝：做40歲女人的男朋友

　　我約阿輝見面的那天，他開一輛深藍色的寶馬，穿著很新潮，頭發染了少許棕黃，濕濕的，在陽光下朝氣勃勃。

　　女朋友呢？因為事先我在電話里和他說明了采訪的目的，所以也不需要特別的顧忌。

　　回臺灣看孩子去了，過幾個月才過來呢。

　　輝的女朋友40多歲了，在臺灣是有老公的。輝說，IVY，對，IVY是輝的女朋友，IVY有一子一女，兒子21歲，女兒18歲。

　　輝說，我知道，在很多人眼里，我是個很沒有骨氣的男人。IVY比我大十多年，我今年23歲，和她的兒子比起來，我也就比他大2歲，這段感情從開始就不健全。

　　阿輝說，年初我們辦理了結婚登記，IVY已幫我辦了移民申請。選擇這段感情我沒猶豫。我和很多留學生不同，我是從小城鎮出來的，父母為我出來耗盡了一生的積蓄，他們還指望我讀完書，把妹妹和他們都接出來，這是他們的愿望，但他們不知道，他們那些錢根本不夠我讀College，我沒理由這么回去的。既然IVY能幫我辦理移民供我完成學業，加上她人也不壞，我在愛情和事業中選擇了這個平衡點，也算合算吧。別人要說什么說好了，我真的不在乎。

　　“或許我過得不是最好，但我不能比別人差”----當輝和我道別，我看著他高大的身影走向那架深藍色的寶馬時，我輕輕地感嘆了聲，那句“可憐天下父母心”的話在我內心迅速轉換成“可憐天下孩兒心”。

　　這些小留學生們本來還處在長知識長身體的過程，但過早走出家門，走出社會，生活的沉重已使他們沒有時間去比較對錯。他們會找到很多的理由去支持他們將傳統的道德和倫理值歸零，然后重新建立起一個適合他們生存的坐標軸，并在上面找到他們的落腳點，這是誰之過？

　　“也許開始錯結果還是錯，我們沒有其他選擇”，舒婷20年前說。

　　文章來源：美國中文在線 文/林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