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洗錢”一詞是個外來詞匯。上世紀20年代，美國芝加哥黑幫的一個金融專家購買了一臺投幣式洗衣機，開了一個洗衣店。然后，在每天晚上計算當天的洗衣收入時，他就把其他通過賭博、走私、勒索獲得的非法所得贓款加入其中，再向稅務部門申報納稅。稅務局扣除其應繳的稅款外，剩下的其他非法所得錢財就成了合法收入。這就是“洗錢”一詞的來歷。

　　“洗錢”正嚴重侵蝕中國經濟基礎

　　不管是轉移非法所得，還是逃避管制，地下“洗錢”正在嚴重侵蝕著中國的經濟基礎。有專家說，腐敗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社會污染，而“洗錢”正在助長這種污染。“洗錢”活動之所以猖獗，究其根源，撇開其他因素不談，起主導作用的財界和政界代表人物腐敗被認為是重要原因之一。腐敗不但需要“洗錢”，有時還保護“洗錢”。

　　早在2001年1月，新華社就曾報道說，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聯合發布的數據顯示，我國已有4000多名貪污賄賂犯罪嫌疑人攜公款50多億元在逃。其中，案值大、身份高的貪官大多逃往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據人民日報報道，去年4月，浙江省建設廳原副廳長楊秀珠攜女兒、女婿和外孫，先到新加坡，后逃到美國。楊秀珠在紐約黃金地段置辦了至少5處高級房產。

　　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腐敗分子利用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局面，通過身份轉換達到洗錢的目的。有關經濟專家把中國的幾種洗錢方式歸結為：

　　一家兩制

　　利用皮包公司來洗錢。有些腐敗官員，為將“黑錢”洗白，就搞“一家兩制”，自己在臺上利用權力撈錢，老婆孩子則利用“下海”身份掩蓋黑錢來源。或是先撈錢后洗錢，即公職人員大量貪污、受賄后，辭職下海辦公司或炒股，用新身份來解釋他不正常的暴富。

　　紅旗出版社副社長、中國隱性經濟問題專家黃葦町教授說，一些國企老總搞代理人企業，通過與之簽訂及履行合同的方式化公為私，最常見的洗錢方式。

　　“我最近便接觸一個這樣的案子。國有單位負責人和自己親屬的私營公司簽訂合同，明明只需很少錢就能辦成的事，卻約定付出很大一筆錢。然后又從該公司賬戶打出幾十萬元用于私人用途。案發后，幫助洗錢分贓的親屬自己都明白有罪，已東藏西躲一年多，但檢察院至今還打不定主意是否對他立案。理由是現在講各種經濟主體一律平等，誰規定不能和私營公司做買賣？誰能說出高科技企業的利潤率該是多少？”

　　“既然有合同，就不好認定多付的錢是貪污還是利潤。還有，這類私人公司賬戶經常有不同來源的多筆錢進進出出，你怎么認定轉出去私人用的錢就來自那筆打人的公款，而不是親屬的贈予？這樣即便反貪部門立案了，誰敢說到起訴部門，到法院就過得了關？”

　　類似現象盡管在別的一些市場經濟國家也存在，但相比較而言，它更是一種帶有中國特色的洗錢方式，是在新舊體制轉換過程中出現的。

　　要識別這些洗錢術也不難，就是他們或他們的親屬子女下海后，一般都沒有“嗆水”的，無論是辦個體私營企業，還是炒股、炒期貨，不管實際上是賺了還是賠了，或者只賠不賺，一般都會宣傳自己“大發特發”。他們與有些惟恐露富的私人老板不同，而是惟恐別人不知道自己賺了錢。因為前者的目的是偷漏稅，而他們是要給已到手的黑錢找個說法。例如，不久前破獲的上海鳳凰日化公司的“群蛀”案件，14個犯罪嫌疑人在外辦私營企業的就有6個，接近一半。

　　私人股份

　　通過股金紅利來洗錢。有些金融、國有企業領導人，借企業改制之機，將國家財產“私人股份”化，以達到侵吞公款的目的。即政府官員或國企老總創辦私人企業、代理人企業，既可通過經濟往來把黑錢轉移到這些企業的賬戶上，又可通過正常的納稅經營再賺一筆。

　　金融領域是洗錢犯罪的重災區。近日，不斷有金融領域洗錢的黑幕被曝光。尤其是河北省證券登記公司集體洗錢740萬的案件，更令人瞠目。

　　據《是與非》雜志報道，河北省證券登記公司是家正處級金融企業，有職工25人。公司總經理王栓銀是個資深的金融專家，在他的帶領下憑借向銀行拆借資金、向證券公司申購原始股等壟斷性經營優勢，公司“效益”突飛猛進，到1998年下半年，賬面資金已累計達到3000萬元。

　　經過“領導集體研究”，他們把這3000萬元資金打到了賬外賬上，變成了公司的“小金庫”。1999年底，社會上風傳國家要全面放開證券登記市場，這對于現有的證券公司來說，是嚴峻的挑戰。這時，如何處理3000萬元的“小金庫”成了公司的焦點議題。應群眾的“強烈要求”，總經理王栓銀順應“民意”，與兩位副總商議后，決定“分給”大家一些錢。為把錢分得“名正言順”，王總經理又和部門經理開會研究，最后定下洗錢密笈——集體炒股分紅、給大家保險再退保的“分錢大法”。他們先把64萬元集資款以“王少珍”的名義投入股市作為幌子，然后從“小金庫”取出數百萬也存入“王少珍”的賬戶作為所謂的炒股紅利。

　　2000年3月24日，公司以集體炒股分紅利的名義，開始了第一次瓜分國有資產的行動。從2000年3月至2001年3月，他們先后私分所謂的集資“紅利”48次，總額達550萬元。再加上保險退保等洗錢手段，他們就集體瓜分國有資產達740萬元。

　　藥業巨貪、原南京金陵制藥集團董事長江中銀，也是一個洗錢高手。1996年5月，金陵制藥集團所屬華東醫藥公司與北京某藥業公司合資成立了“金保康”藥業有限公司。華東醫藥公司占股70%，江中銀任該公司的董事長。后來，他又先后在河北、河南等地開辦了“金保康”分公司。

　　江中銀對“金保康”格外關照，按優惠價批發給其脈絡寧，每盒讓利13元。脈絡寧本來就暢銷，在加上江的格外厚愛，“金保康”財源滾滾、利潤豐厚。僅鄭州的“金保康”一年就實現利潤2200萬元。可他知道“金保康”的錢再多也姓“國”，而不姓江。1997年，為“名正言順”地占有這塊國家的“肥肉”，江中銀借企業改制之機，先是自己帶頭以別人的名字，在云南成立了紫龍商貿有限公司，后又千方百計使兩個大股東先后撤股，并隱瞞截留了469萬元經營利潤。

　　1999年3月，紫龍公司和江的小兒子江浩所開的藥業公司全面進軍“金保康”，并分別占有股份40%和30%。這樣，雖然“金保康”名稱未變，但該公司截留的469萬元的利潤，通過紅利形式變成了江中銀一伙的“合法收入”。

　　跨國洗錢

　　即利用國內外市場日益密切的關系，設法把黑錢轉移出去，或者在境外轉存贓款并“洗白”。在境外轉存贓款并“洗白”在近年也有上升趨勢。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中國銀行副行長張燕玲分析稱，中國國際收支“凈誤差與遺漏”項每年都有幾百億美元，近年來總和已達數千億美元，這其中洗錢所導致的資金外流數額占相當大的比重。

　　張燕玲說，在中國，貪污腐敗和洗錢犯罪有著密切的關聯，從一些已經暴露的案例看，腐敗分子侵吞社會財富的途徑為：把貪污腐敗得來的錢轉移至境外，再利用我國對外資的優惠政策，以外商身份回國投資。這樣形成一個權利與金錢相互依存、理應外合的洗錢鏈，最終形成對國家和社會財富的循環侵占。

　　貪官洗錢不完全統計

　　貴州省原交通廳長盧萬里，在任期間利用職務之便，非法“操作”貴州省用于修建公路等交通基礎建設項目的國債資金，6年間貪污受賄6000多萬元。盧還涉嫌將大量公路工程交其親屬開辦的“空殼公司”，涉案違紀違法金額上億元。2002年4月，國際刑警中國中心局將盧緝拿歸案。(新聞來源：《檢察日報》)

　　河南省兩位廳級干部竟在短短一年間相繼出逃。2001年5月，曾任漯河市委書記、時任省政府設在香港的預港公司董事長程三昌，攜巨款和情婦逃往新西蘭定居。據了解，程通過各種途徑轉往國外的資金在1000萬元以上。另一個是河南省煙草專賣局局長蔣基芳攜公款外逃美國，與早已在美國的妻兒老小“團聚”。(新聞來源：《南方周末》)

　　胡長清和成克杰都屬于此類。成克杰的巨額贓款都轉移到香港情婦名下或存到境外銀行里。胡長清全家都辦了化名身份證及因私出國護照，準備送孩子留學，妻子陪讀，沒辦成又籌劃讓他們辦投資移民。自己則把假護照揣在身上，準備一有風吹草動立馬出走。如果警方的動作晚一點，很可能人去樓空。(新聞來源：《羊城晚報》)

　　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長許超凡、余振東、許國俊也涉嫌洗錢。從1993年開始，許超凡利用職務之便，假借開平中行客戶名義，以代客買賣的形式進行外匯交易，大肆貪污挪用銀行資金，并導致虧損1億多美元。之后3個人又聯合起來，先后從聯行賬戶中拆借大量資金，以貸款名義轉出并轉至設在香港的潭江公司等名下。他們將大部分資金非法轉移到香港后，或購買房地產，或炒賣外匯、股票，或到賭場揮霍，或通過賭場洗錢，將贓款進一步轉移到海外。他們僅在香港就瘋狂購房置業達13套之多，市值數億港幣。為了轉移資金，他們設計了非常復雜的洗錢程序，先由內地轉往香港，在香港設立公司洗黑錢，再流動到加拿大、美國。就在2001年10月15日從香港出逃的那天，他們還從香港向國外賭場賬戶轉移了800多萬美元。(新聞來源：新華社)

　　(文/鄢光哲 賈鵬 摘自《青年時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