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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申報有效遏制腐敗

　　2002年7月，香港特區政府實行高官問責制以來，每年都公布政府高官的私產。由政務司專門負責登記。2002年8月，在董建華申報的清單中，連一包花生也不放過。董建華申報的資料顯示，平均每三天他就收到兩份禮物，種類由食物、家居清潔用品到娛樂用品應有盡有。在過去的十個月中，他收到的禮物已經超過兩百件。

　　根據香港法例，特區政府最高領導人除申報一般利益外，還須申報價值超過2000港元的贊助和禮物。法例還規定，如果特區行政長官需要保留禮物，庫務署會為禮品進行估價，特區行政長官須照價付款，庫房再把相應款項捐給慈善機構。其他禮物則交由庫務署處理，部分有商業價值的禮物將轉售，所得收入同樣捐給慈善機構。

　　從這兩年的實施情況來看，問責制利益申報制度對遏制官員的腐敗，使官員財產透明化，高官接受公眾的監督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內地收入申報有名無實

　　相比之下，“利益申報”這個詞在內地則顯得尤為陌生。不細心探究，還不知內地其實早已存在相關制度。

　　中國內地現在實行的是一種被稱為領導干部的收入申報制度。其根據是1995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發布的《關于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的規定》。該規定要求各級黨的機關、人大機關、行政機關、政協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等的副處級(含副處級)以上干部必須申報個人收入。根據這個文件的規定，領導干部應該申報的“收入”范圍為：工資；各類獎金、津貼、補貼及福利費等；從事咨詢、講學(講課)、寫作、稿件編審、書畫等勞務所得；事業單位的領導干部、企業單位的負責人各種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證券交易收入以及申報人認為需要申報的其他收入。

　　上海復旦大學社會科學基礎部主任桑玉成曾撰文指出，從收入申報制度實行以來的情況看，這項制度實際上并沒有能夠在反腐斗爭中起到應有的效果。

　　其主要的問題是：第一，此項制度的實施與所要達成的目標之間不存在邏輯上的聯系。從該規定的初衷看，是想通過領導干部的收入申報，使領導干部的收入公開化，從而發現其不當收入并據此而采取必要措施。但是，從一般的邏輯可發現，在收入申報時，任何一個領導干部都不可能申報其非法收入甚至是灰色收入，否則就等于是“投案自首”；而如果是“投案自首”，他就直接去有關部門接受處理完全沒有必要再申報什么收入。

　　第二，這個制度所界定的“收入”實際上并沒有申報的必要，因為這個范圍的任何一項收入，從理論上以及程序上都是可以做到有案可查，因而事實上也是公開的。由于沒有良好的監督機制，這項申報制度最后只能變成一紙空文。

　　遼寧省一位紀檢官員告訴記者：“(收入申報)大家報上來就行了，沒有人去核實。”另一位紀檢官員則說：“我們不過做一下備案的工作，并且，它(收入申報)是不公開的。”最近，為了懲治高官腐敗，中紀委直接派出調查組分赴各地，眾多貪官因此紛紛落馬。但從長遠來看，懲治腐敗只在一時，要杜絕腐敗，就應建立切實可行的防范制度以及實施體系，讓各級官員接受公眾的監督，這一點上，香港利益申報制度有很多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文/景慧 摘自《青年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