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我希望將來像康德與歌德那樣偉大的德國人，不僅時常會被人紀念，而且也會在公共生活里，在人民的心坎里，以及通過對他們所矢忠的偉大原則的實際遵奉，而永遠受到尊重。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不回德國的聲明》(1933年3月10日，美國帕薩迪納)

　　文/王康

　　在愛因斯坦發表這則聲明兩個月后，柏林大學成千上萬名大學生在菩提樹下大街開始焚燒康德、歌德、弗洛伊德、茨威格、紀德、普魯斯特、托馬斯·曼和愛因斯坦本人的著作。新上任的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博士在灰燼的余焰中聲稱：這火光不僅意味著一個舊時代的結束，這火光還照亮了一個新時代。

　　以希特勒、戈培爾、希姆萊為首的德國納粹確實開辟了一個新時代。在他們那些令人眼花繚亂的浩大進軍背后，從焚書堆到焚尸爐之間，僅是一步之遙。

　　1946年，83歲高齡的德國史學大家梅尼克發表了《德國的浩劫》。作為一個摯愛祖國歷史文化的知識分子，梅尼克對異族的占領深感沉痛，而對納粹黨徒強加給德國的墮落和恥辱更加厭惡。第三帝國曾使全體德國人“淪于內部的異族統治之下，它之鉗制人們的靈魂，要比外來的異族統治強烈得多，它們可以以謊言欺騙和弄虛作假，投我們之所好而把它自己扮成偉大的民族成就的代理人。”他追問道：一個民族即使征服全世界，卻喪失了自己的靈魂，又有什么意義呢？

　　我們的精神病痛曾經遠甚于德國。

　　我們迎頭撞上的20世紀，正是中國精神年表空前紊亂，無數精神先驅在東方式的焚書暴行中“遺恨塞乾坤”的時代。引領風騷、宰制天下的除了異常強悍而陌生的物化力量，還有一整套來自異族的新世界觀、國家觀和歷史觀；50年代，在新政權最需要常識和理性以建設新國家時，卻有近百萬知識專才遭到公開踐踏。

　　不到10年后，幾乎全體中國的性靈良知又一齊跌入文革的深淵。在那場史無前例的文明浩劫之后，中國在時間上中斷了向自身偉大傳統請教、在空間上與西方主流文明對話的正道，坎陷于四顧蒼茫、一無憑藉的精神荒原。在精神和道德上對自己的歷史、傳統、文化和精神可能造成的損害，莫此為甚。

　　經歷了“反右”、“文革”的中國，其精神坎陷之深，絕不是一次改姓易號式的政治審判所能填補，更不是一場以權力和金錢的神圣聯盟為主軸的經濟爆發可以超逾的。

　　與德國不同，中國的“封建法西斯”沒有力量、也沒有那份狂妄向人類文明直接進行軍事挑戰，從而因為戰敗而被勝利者強行剜去其精神上的毒瘤。中國的浩劫必須由中國人自己去承受，去消解；橫逆而來長達數十年的精神迫害和心靈創痛只能由中國知識分子自己去隱忍，去凈化。

　　這是一件幾乎超自然超人力的艱難使命，其無奈、寂寥、英勇和微茫，古今中外未為有也！

　　熊十力曾在無限孤獨的暮年作一世哀嘆：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樓面壁，忽逢十祀。絕無向學之青年，后顧茫茫……即令如此，這位中國現代新儒家最富原創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望于未來：吾國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獨立，學術獨立，精神獨立……游乎廣天博地之間，將為世界文化開出新生命。

　　中國現代精神先賢祠中的曠世才子和悲劇英雄陳寅恪，雖早已深味“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這一絕世悲情，但他仍然生死堅稱：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依然生死堅信：中國自今以后，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思想，其結局當亦等于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于歇絕者。華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后漸衰微，終必復振。

　　世紀之交，中國最后的蓋世通才和道德君子錢鐘書與當年熊十力、陳寅恪一樣，寂寞而通達地撒手塵寰。雖然迭經磨難，留給我們的依然是澄明的心跡和赤誠的期盼。錢鐘書拒絕一切來自官方和世俗的祭悼，因為早已相信：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另一位“一直做著中國文藝復興之夢”的中國學者曾反復寄語國人：“十多億人民，如果自己不能立，又誰能立之？這是非得繼承中國傳統文化中最本源、最精華的東西不能為功的。我們如果能依靠中國傳統，結合當代學術，求得一點真知，使中國十多億人民能在道德上卓然自立，那就可以說已經給東方文化爭了氣了，也就可以說給這個道德普遍低落的世界做了很大的貢獻，而給東西文化的融合共進打下了一個結實的基礎了。”

　　他們承擔和表達的，早已不再是個人的恩怨榮辱，而是一個偉大而苦難的民族三千年的托命，一百五十年的夙愿，這種托命和夙愿很可能是一個行將崩潰的世界的方舟。他們念茲在茲、生死與之的一切，正是中國人走出精神坎陷，自我救贖、自作主宰必經的荊棘之途。

　　(作者為重慶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