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罷賽事件升級使一種擔心成為可能，那就是中超甚至是整個國內足球“職業聯賽”休克。

　　現在的對抗，和緩地講是兩種思維方式的交鋒，激烈地說是體制的交鋒。而且從歷史上俱樂部和足協的爭斗來看，輿論似乎總是支持俱樂部，足協一直處于孤家寡人的境地，但我們忘了，任何問題的解決必須在體制內進行——這是一個政治的前提，何況是小小的足球問題。

　　面對俱樂部的叫板，足協祭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適用于本次事件，《體育法》第四章第31條指出：“國家對體育競賽實行分級分類管理”。其中又明確規定：“全國單項體育競賽由該項運動的全國性協會負責管理”。當然，俱樂部方面仍可以繼續玩弄文字游戲，他們可以認為足協有負責“管理”足球單項運動競賽的權力，但沒有“經營”的權力。

　　1995年8月29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體育法》時，中國足球職業聯賽尚處于起步階段。

　　除了法律，官方的反擊理由還有很多，比如最致命的就是，管理部門可以為裁判問題負責，但誰來對危害更大假球問題負責——當然是俱樂部，既然俱樂部一直聲稱自己是聯賽的主體，為什么產業主體對“產品質量”和“商業信譽”不負責任？

　　對俱樂部方面來說，他們全體退出自然可以使聯賽休克，但那個時候的退出沒有人接手，沒有下家就沒有套現。在企業內部，他們將承擔巨大資產流失的責任。

　　事實上，俱樂部或曰企業手中根本沒有什么撒手锏可以逼官方就范。迄今為止，退出是我們知道的企業采取的最極端的手法。退出的極端結果也就是聯賽休克，但聯賽休克對體育職能部門的影響幾乎不存在。

　　職業聯賽休克，足球完全可以回到專業時代的聯賽，大不了學其他項目找些個企業掏點小錢冠個名，排球、乒乓球都是這么干的。

　　剛剛結束的奧運會也會使體育職能部門底氣十足。憑借優越的舉國體制，我們在雅典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功。而這也從側面證明了職業化并非提高競技水準的有效途徑。4年后的“主場奧運會”，我們將有更偉大的目標，而足球對這個偉大目標的幫助幾乎沒有。我們只需要有兩支說得過去的隊伍參加“世界上影響最廣泛”的項目就可以了。而體育職能部門也完全有理由相信，通過他們深信不疑的專業化訓練手段和長期集訓，肯定能夠訓練出兩支比現在強大得多的男女足球奧運隊。男足’08之星計劃本身就是一個信號。

　　幻想改變體制；過于相信足球在民間的影響，這兩者正是中國足球俱樂部的幼稚病。(毛小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