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從“農民”到“代表”，再到“公民”，人們對姚立法的認識，以及姚立法的自我認同，都在發生著變化。從1987年以28歲的年齡第一次自薦參加人大代表選舉至今，姚立法，以及中國人，關于選舉和民主的認識也在變化著

　　本刊記者/劉英麗

　　姚立法還清楚記得2001年春天的事。為了提交自己調查的10個議案給全國人大代表，姚來到北京，并尋找媒體的幫助。

　　2001年4月30日，“姚立法”這個名字第一次進入公眾視野，2001年第17期的中國《新聞周刊》以他為藍本采寫了封面故事《草根民主》。

　　那時的姚“黑、瘦、頭發比較長”，“像一個抱著一大摞復印資料的農民”。在北京的各家媒體和國家機關的門口，這樣的人很常見。但3年后，人們發現了他的不同。

　　落選后依然繁忙

　　2004年10月7日，姚立法剛剛從美國回來，美國國務院邀請他去觀摩美國大選。

　　不知是否剛從美國回來的緣故，姚表現得很“紳士”，聲音適度，甚至有點故意壓低；激動時雙手晃動卻不張揚；即使說到有趣處，也不放聲大笑。長達六七個小時的采訪中，幾乎都是他在講述。從現在到過去，美國之行到年輕時的探險夢，“基層民主”、“教育”、“法律”、“選舉”、“人民代表”、“公民意識”是他的常用詞語。

　　姚立法尤其兩次提起那組廣為流傳的數據：1998年作為全國為數不多的自薦候選人之一當選為潛江市人大代表后，姚在任期的五年中，提交對一府兩院的建議、意見和批評187件，占大會收到的建議案總數459件的38%。

　　2003年11月，姚立法在市人大代表的選舉中落選。但從1月5日屆滿至今，他還是很忙——年初到北京，向全國人大反映潛江選舉出現的問題；4月初到湖北枝江市，幫寶月村村民呂邦烈“支招”，成功發動罷免原村委會主任的“行動”；5月，作為14名中小學生的特別授權代理，姚將潛江市教育局和物價局告上法庭，試圖通過法律渠道，解決教育部門亂收費問題。5月11日，潛江市人民法院正式受理這起案件。

　　此外，他還調查潛江市煙草公司涉嫌“賣假煙”等問題，正在爭取法院受理該案。

　　他繼續關注潛江稅費改革問題。關于當地水利局仍然違反規定收取“集資款”之事，姚作為特別授權代理，為76位農民提交訴訟。

　　不再做代表，絲毫沒影響姚坐在家里仍有很多上門“求救”者。“我個人最關心的還是基層民主和教育問題，如今，以公民的身份還是可以做很多事，也為下屆的選舉打基礎。我肯定還要參選。”他說。

　　“我是一個愛國主義者”

　　1987至今，姚立法共6次自薦參加人大代表的選舉，5次市人大代表，1次省人大代表。只有一次成功。

　　姚形容自己是“執著的人”、“認死理的人”和“較真的人”，

　　“美國公民的參政意識實在是太強了”，姚立法感慨，美國之行給他的，是直接地、清楚地了解到美國選舉和民主是什么。

　　俄亥俄州的阿克倫市有一個“草根”組織，成員全部都是“自愿者”。大選期間的“自愿者”最多，能達到200多人，他們大多通過網絡認識。這些“自愿者”的主要工作是分工后去“籌款”、“宣傳”、“協助選民登記”等等，目的是讓更多公民參與到選舉中來。而這種自發組織幾乎在各個州、市、郡都有。

　　這啟發了姚立法，他覺得“以后再競選，不妨發動更多人來幫忙宣傳。”民主需要全民的合力推動，而不是個人的孤軍奮戰。

　　他回憶起第一次要去自薦競選人大代表時，“身邊的人都說我想當官想瘋了，連家人都不理解”。但姚“瘋子”般的做事精神，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潛江人的政治參與積極性和民主意識，到2003年年底時，潛江已經出現了22個自薦候選人。

　　在美國時，一次去一個普通家庭聚餐，姚給那家人講了他的故事，他們說，他是個愛國主義者。姚覺得美國人沒說錯。姚覺得自己是“愛潛江”的。雖然他在潛江不斷“挑刺”。報刊雜志上關于潛江的不少“負面”報道，都是他“惹”出來的。潛江市有領導稱姚是“潑污水的人”。

　　這種矛盾也體現在姚去年年底的落選上。姚說，有領導允諾，如果他沒當選，就可以給教師漲工資。

　　政治學者李凡，姚立法認識兩年的朋友，去過很多次潛江。他在與潛江市領導的非公開場合聊天時，聽到不少領導坦陳，“老姚是對的，但是有時做得過分”。比如，潛江市市中心廣場的修建，其他各地也在這么做，姚卻認為，廣場花錢太多。“為何在外地沒問題的在我們潛江就有了問題，所以不是潛江市有問題，而是姚立法出了問題”。

　　“政府還不習慣接受監督，我不過是要求政府按照程序，履行法律行事”。姚立法說，他18年來堅持做的事，“方式手段合法、理性”，最終目的是希望能推進社會進步。

　　在中國策略地做事

　　從美國回來后，姚立法在北京拜訪了一些老朋友。他現在的結交范圍很廣，早已跳出潛江的圈子，定期和其他省份的自薦競選人、關注基層民主的學者等交流溝通，對于他們的現狀和有關基層民主的一切新聞，姚很清楚。他打算在這次返回潛江后，學著上網，查看新聞、了解外界。

　　姚的力量是一點一滴積累來的。有位多次采訪過姚立法的記者認為，這是因為姚能“策略地”做事。

　　曾有一位領導私下對姚說“既然你那么關心百姓，如今老百姓最恨腐敗，你為何不代表他們去調查？”

　　“我不會上當的，”說這話時，姚揚起臉，他的眼睛不直視對方，眼神游離——看得出，他一直在尋找合適的字眼和語句來表達自己的想法。

　　姚對那位干部的回答很得體：“檢察院和紀委應發揮更大的作用，而且，好的制度下，壞人也能變好，而壞的制度下，好人也會變壞。”

　　“根本上，姚立法仍屬于弱勢群體”，李凡說，“策略地做事正是他的成功之處，他需要這種‘小聰明’”。

　　在李凡看來，姚立法足夠“草根”，立足于潛江做事，也足夠“聰明和策略”，再加上對知識的把握，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作為弱勢群體，不斷壯大自己的力量是必須的。姚使用了正常的辦法做到這一點。”

　　姚立法本著堅持的態度，不斷讓周圍人認識自己。但他很少使用“我個人”、“我本人”等字眼。

　　他說，姚“個人”和“公眾利益”要合而為一。那么無論其中是否確實有“個人利益”的考慮都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人確實在為公眾做事，而且做成了。

　　“我希望有更多像我這樣的人在做事，要和社會走得慢的人同行。”但是姚立法列出的能做“姚立法”的條件并不易達到：1、為人無懈可擊；2、熟通相關法律；3、經濟上撐得住；4、家里人支持，起碼不反對；5、不怕吃苦，不怕吃虧；6、身體要好；7、不怕失去工作；8、有適當的文字和口頭表達能力。

　　“在這個意義上看，姚立法是唯一的。”李凡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