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之事是最大的政治 霍岱珊：守望淮河的人

　　中國新聞周刊:殷永純:從北大才子到鄉村教師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相較其他人，他們確實更為留意自己的直覺，遵從自己內心的愿望，并有極為進取的行動能力，去追求自己的抱負，哪怕這個抱負不被天下人認同”

　　文/蕭巖

　　不知從什么時候起，霍岱珊、殷永純這樣的公益行動者在我們身邊慢慢多起來了。每一個這樣的人周圍，都有一個小小的磁場，無聲地吸引著那些心性相近、情懷相依、理念相似的“同道”們。他們是一道道精神的清流，緩緩，然而堅韌地滲進在犬儒和物欲的生存狀態中日益板結的心田。

　　這些公益行動者的與眾不同，也許我們可以找出很多，但有那么幾條，仿佛與生俱來，融匯在他們的血液之中。“相較其他人，他們確實更為留意自己的直覺，遵從自己內心的愿望，并有極為進取的行動能力，去追求自己的抱負，哪怕這個抱負不被天下人認同”——一個考察過世界上幾十個國家的民間公益行動者的研究者告訴我。

　　他們伸向世界的手帶著溫度；他們看待人生的眼睛是會淌淚的；他們的心，對貧窮、災難、不公平，對他人的痛苦和制度的不人道，有著天然的敏感；連他們的思考，也因為和悲天憫人的情懷貼得太近而常常缺乏“足智多謀”。因此，“觸動”，這個詞，就會和他們生命中一些重要的轉折結下不解之緣。在普遍性麻木的日常生活中，在與他人無異的瑣碎人生中，他們，可以聽到潛藏在自己內心的無聲呼喚；而一旦聽到，“躍然而起”就成了一種生命的選擇。

　　不是敏感而又懦弱的“多余人”，不是頭腦中計劃無窮、行動上卻無能為力的侏儒，他們的行動能力和心跳一樣強健。他們相信，世界，起碼自己身邊的世界，是可以改變的；他們或許有一個內心清晰的理想目標，或許只是一種朦朧的憧憬和期待，但他們不會停留在向往中，轉身就從身邊可以著手的事情做起。

　　在行動中，他們經常是(有的人開始不是，但慢慢的學會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善于傾聽環境的聲音，善于理解身邊正在發生著的或是正面、或是負面的變化。這些人不是空想家，但他們也不會輕易地就范于別人提供的框架，對于通常所言不可能的事，他們偏要試試。這就是可貴的創造精神。在今天的中國，個人或民間團體涉足社會公益事業的各個領域，每行一步，都有可能和偏見、誤解、禁區交手；公益行動有代價，有風險，卻沒有什么現成的模式可以搬用。然而，正是這樣，這里的可能性空間也就格外地吸引那些有創造力的公益行動者。公民社會的建設，民間公共生活的自組織，已經在亟亟呼喚著這樣的“創造性人才”。誰敢說，十年后中國活躍的社會活動家中，不會有他們的身影？

　　人們往往會特別強調他們的奉獻和犧牲，并因此給予他們更多的贊賞和崇敬。當然，和很多人的生活狀態相比，他們的物質生活確實是清苦、堅忍，有時甚至有點“苦行僧”的味道。不過，要是覺得這樣的生活僅僅是在忍受，恐怕他們并不認同。在他們的生活中，和艱難困苦相伴隨的，還有挑戰的刺激、友誼的滋潤、信任感的激勵和一種新的社會機制漸顯雛形的成就感(盡管這一點還遠沒有到收獲的時候)。還有，他們和內心的愿望在一起，守護著自己的承諾，本身，不也是人生難得的一種美麗？享受這樣的美麗，算不算人生的一種“高端體驗”？

　　在我寫這篇短文的時候，2004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公布了，肯尼亞的黑人女性瑪塔伊出人意料地贏得了這個殊榮。我注意到，我們的媒體在報道時候，大都突出了她是一位女博士，一位政府部長。其實，在瑪塔伊長達幾十年為“綠帶運動“奔走的生涯中，絕大多數的時間里，她是作為民間公益組織的帶頭人、作為一個公益行動者而廣被熟知和擁戴的。

　　1977年起，她發起創建民間組織“肯尼亞全國婦女委員會”(并擔任這個委員會的主席達8年之久)，開始鼓勵農村婦女種植樹木。她們的活動逐漸擴展成為一個龐大的草根運動——“綠帶運動”。30年來，“綠帶運動”帶動了成千個婦女組織的成立。婦女們在肯尼亞種植了3000萬株樹苗，設立了6000多個苗圃。不但緩和了森林濫伐帶來的環境危機，更為婦女帶來收入，使她們能夠在自己的社區挺身扮演領導的角色。

　　在保護肯尼亞生態環境的艱難過程中，瑪塔伊曾多次通過法庭阻止前總統莫伊推行的森林清理政策。為此，她不惜身陷牢獄。莫伊于2002年選舉中落敗，在新政府中，她出任環境部副部長，仍因反對政府繼續進行森林清理而威脅辭職。她強調這是關乎國家生死的大問題，肯尼亞的森林正面臨毀滅。

　　我想，在瑪塔伊身上，公益行動者的那些精神特質、那些人格的感召力，一定也能讓人強烈的感受到。

　　(作者為北京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