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我們的人心，有太長的時間片面地偏向理智，即狹義的而不是廣義的理性。其結果，是忽略了良心或良知、公平或正義、創造性或博大的愛心。

　　信仰是超越對象的，可以有不同的名稱，信仰的精神狀態，卻決定著文明的興衰、民族的浮沉

　　文/何光滬

　　著名作家梁曉聲在中央電視臺講過一段經歷：他在美國時，有一次要橫穿馬路，紅燈亮了，但左右兩邊并沒有汽車，他身邊有位老太太也照章停下，安安靜靜地等候綠燈。他問了老太太一句：“現在沒有汽車，為什么不走過去？”老人回答說：“也許，我們身后那棟房子里，會有一個小孩正在看街景。如果他看見我們走過去，以后照我們的樣子橫穿馬路，也許就會出事。”

　　這個回答，聽起來有點出乎意外。在我們這里通常的思考方式是：要不要違反規則？首先，是看看對自己是不是有利，如果有利，看見自己既無危險，又可以搶時間，就“忘了”規則；其次，是看看自己會不會被發現，如果看見了紅燈卻看不見警察，又相信此處沒有隱藏的監視器，于是就“大膽地往前走”了。

　　當這種心理狀態成為“正常”之后，連基本的是非也會被顛倒過來。例如，梁曉聲講的經歷還有“后話”：他回國后，有一次在路口紅燈面前停車，但是左右兩邊都無來車。他后面的車一輛接一輛“勇往直前”闖紅燈，繞過他身邊時還沖著他大罵：“(你神經有)毛病！”

　　——交通的狀況是中國社會狀況的一個縮影。前幾天《檢察日報》報道，一位清潔工人拾到幾千元錢上交之后，因為付不起孩子的學費而向親戚朋友借錢，那些本來真心答應過幫忙的親友，卻都翻了臉，認為拾金不昧再來借錢也是“有毛病”！

　　正如在一個遍地垃圾的地方，要堅持不扔垃圾是很難的，在好行為被視為“不正常”的環境下，要堅持與“常人”不同的好行為也很難。

　　要把全國變成一個使人不忍心“扔垃圾”的地方，就要凈化全民的道德“環境”。一方面，道德的最低要求應與法律連接(如在一些西方國家，“見死不救”屬于犯法)；另一方面，道德的最高境界則與信仰相關(傳統文明基本如此，但在現代，宗教“修行”只屬自愿)。

　　前一方面是說，道德環境的凈化，需要確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則；而這類法治原則的確立，又需要政治體制的改革。因此可以說，中國精神的重構，關鍵在政治改革，基礎在人心提升。

　　后一方面是說，道德環境的提升，不僅需要法律制度的支撐，而且需要精神信仰的指引。依靠“他律”的法律尚且需要某種信仰(對法律原則的內心服膺)，依靠“自律”的道德就更是如此了。因為人心的自我約束常常軟弱無力，在傳統禮俗衰亡而法治觀念薄弱的條件下，“人心惟危”的狀況必然出現。

　　我們的人心，有太長的時間片面地偏向理智，即狹義的而不是廣義的理性。這種被國人視為“正常”的理智有三大特點：一，只從感觀或直接的經驗出發——所以不考慮看不見的東西(“身后房子里也許有一個小孩”、“看不見的警察或監視器”之類當然不予考慮)；二，只從眼前或短期的算計出發——所以不考慮長遠的事情(“將來那個小孩有可能出事”、“闖紅燈會增加交通混亂，最終使自己的車速和安全也受影響”之類當然也不予考慮)；三，只從自己或小我的利益出發——所以不考慮他人或整體的利益，更不考慮自己與社會、自然、世界整體的關系(因此“那個小孩與我無關”、“交通混亂我管不著”之類心態，才是思考的真實基礎)。

　　這正是無數的人隨時在抱怨、又隨時在卷入的道德腐敗在人心深處的根源——偏向于狹隘的理智，忽略了良心或良知、公平或正義、創造性或博大的愛心。

　　而就那個清潔工人來說，我想，她不會缺少那些親友視為“正常”之惟一標準的“理智”，但她沒有忽略“正常”人還不能缺少的良心，因為她相信一個很實在的道理：不應該拿別人的東西；就梁曉聲或他開車的朋友來說，我想，他當然知道這一次闖紅燈有利無弊，但他雖招致辱罵而安然不動，因為他相信遵守這項規則，有利于大家長遠的效率和安全，因此合乎正義；就那位美國老太太來說，后面樓房里有沒有一個小孩，小孩會不會看見她闖紅燈，將來會不會出事，全都是未知的。但她相信，因果法則(佛教稱之為“因緣”)要求我們避免種下任何可能的惡因，博愛原則(基督教稱之為“愛鄰人”)要求我們關愛每一個人的生存。

　　這些人類本性不可或缺的、當今社會迫切需要的良知、正義和愛心，恰恰都超出了直接經驗、短期算計和小我利益，它們涉及與他人、社會、自然和世界整體的關系，涉及大我、超驗和永恒，因此它們最強大的保障，乃是超越于狹隘理智的信仰！

　　中國人自古信天。作為信仰對象的“天”，乃是殷人所稱的“上帝”或“帝”、周人所稱的“天帝”或“天”、歷代所稱的“天道”或“天理”最流行的通稱。

　　對這個概念，我們可以進行歷史的梳理、批判的討論、自由的選擇。但是，如果考慮到先賢相信“天生民，有物有則”已經涉及人與他人、社會、世界及其本源的關系，考慮到古人所謂“天理”對“良心”的指引，考慮到今人所見“無法”與“無天”的關聯，結論就只能是：信仰的超越對象，可以有不同的名稱，信仰的精神狀態，卻決定著文明的興衰、民族的浮沉。

　　最近我遇見一個年近半百的北京人，他看到云南邊遠鄉村的兒童沒有小學，毅然離開居住了十幾年的美國，孤身一人前往辦學。在那個沒有電話、沒有自來水、沒有郵遞員的地方，他克服種種艱難險阻，用自己微薄的積蓄自建校舍，給學生買鞋子，為村民修水渠……這一切，除了在那個不通公路的邊遠鄉間，無人知曉，因為他自己不要傳揚。我想，世俗的任何名利和算計，都不可能給予他這么大的力量，除了信仰。

　　我想，這個人已經向我們回答了，人類的歷史已經向我們回答了，當代的生活已經向我們回答了——我們為什么需要信仰。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