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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罷賽，中信系取義求退

　　10月2日猝然事發時，國安的反應相當果斷，行動也很有組織性。事發后的危機公關更富有技巧，一波又一波的宣傳攻勢，幾乎獨霸了事件的話語權。

　　國安為此次事件向足協設定了苛刻的底線。而這樣的底線，意味著國安根本就不希望有任何妥協的結果？

　　-本刊特約撰稿/周文淵(資深足球評論員)

　　歷經一個多星期的暗戰，截至本刊發稿

　　時止由北京現代隊憤然罷賽所引發的一場博弈游戲已接近攤牌時分。博弈的一方是中國足協，以及它所從屬的國家體育總局；另一方是國安俱樂部，以及它的控股股東中信國安集團。

　　本來，政府VS企業，“國家隊”VS“地方隊”，這種對決的結果應該毫無懸念。然而，對決不僅發生了，且過程充滿玄機，結果則勝負難料。人們能夠看到的是，“肇事”的“地方隊”盛氣凌人、步步進逼，執掌懲戒大權的“國家隊”卻左右為難，一張注定要開出的超級罰單遲遲開將不出。

　　顯然，在中超面臨崩盤危機的大背景下，面對擺出破釜沉舟架勢的對手，足協雖然握有充分的法律與行政武器，卻由于整體上處于弱勢地位，以及多重利害關系的牽制而難以迅疾出手，更不敢痛下殺手。閻世鐸和體育總局都明白，必須很準確、很技巧地拿捏好道義與利益、全局與局部的平衡術，才不至于因處置不當而打開足以毀滅中國職業足球聯賽的潘多拉魔盒。

　　畢竟，這是首都的球隊，這是中信系的人馬。

　　國安與足協先暖后涼的10年淵源

　　歷史上，同處在皇城根下，中國足協與北京隊的關系總的來說很不錯，前任足協負責人王俊生就是原北京隊的守門員，并從北京市足協秘書長的任上調到中國足協工作。在國安最火的1990年代中期，面對來訪的AC米蘭等世界豪門，中國足協一再派出“官哨”，襄助國安隊創造了“工體不敗”的神話。

　　國安方面也投桃報李，無償捐出位于河北香河的大批良田，使足協得以建造起一座完全隸屬于自己的足球基地。在香河，一條林蔭道的兩旁，聳立著分屬中國足協和國安俱樂部的兩座現代化足球營，凸現兩者非同一般的關系。

　　不過，隨著4年前王俊生的黯然出局，中國足協與北京方面的關系開始趨冷。繼任的足協掌門人閻世鐸在各方面刻意清除前任的痕跡，也在有意無意間冷落了北京足球。在今年7月亞洲杯前，國家隊已經好幾年不在首都集訓、打比賽，北京球員也早已不是近幾屆國家隊中的主流勢力。像世界杯和奧運會外圍賽那樣影響大、油水足的賽事，不是安排在上海就是昆明，甚至天津，就是輪不到北京。對此，一位北京足球圈中人指出，這些年北京足球越來越不景氣，與國字號球隊的不捧場有很大關系。

　　首次在中國舉辦的第13屆亞洲杯確定以北京為主賽場，這本來是雙方修復關系的極好機會。然而，先是在奪冠問題上北京市足協負責人公開與中國足協唱反調，后是在開幕式上北京球迷當著國際足聯眾巨頭的面大肆起哄，令中國足協分外難堪。因此，在足協與北京這兩者間，密切的人脈關系、良好的合作互動已然成為明日黃花，脆弱到不足以抵御一場比賽風波的沖擊。

　　罷賽，革命義舉還是蓄意所為？

　　10月2日中超第14輪沈陽金德對北京現代之戰，做客的現代隊由于不滿廣東籍裁判周偉新的點球判罰，在距90分鐘比賽結束還有11分鐘時集體退場，并在裁判給出的5分鐘恢復比賽的時間里沒能回到球場，從而構成了中國職業足球史上第一例罷賽事件，也給中國足協出了個天大的難題。

　　有報道稱，在反復觀看、研究比賽錄象后，足協裁判委員會的技術報告判定，該場比賽的主裁判并沒有原則性的錯誤和偏向，包括那個點球。這一鑒定得到了一些中立的足球專家的認同，另一些專家則指出，即使裁判的判罰有嚴重問題，現代隊也絕不能采取罷賽那樣的極端方式。在國際上，在任何體育項目中，公然罷賽都是最嚴重的違紀行為之一，通常都要遭受最嚴厲的懲罰。

　　很多人以為，這下，國安要為其爺們作派付出不菲代價了。不料，從總經理楊祖武到董事長李健一，事發后國安高層的反應異常強硬，聲稱只接受判輸、罰款的處分，一旦足協作出扣分等進一步的處罰，國安立馬退出中國足球。10月5日，國安俱樂部知會北京市足協，決定暫時退出中超聯賽，若10月16日中超第15輪比賽開打前，還沒有接到令他們滿意的處理意見，將正式宣布退出。

　　人們不太理解，誰都知道客場難踢，作為浸淫中國足球醬缸數十年的老江湖，親臨客場督戰的楊祖武怎么連這點兒委屈也不能承受，怎么還會像一個“憤青”那樣作出如此過激的反應。楊祖武的解釋是，9月25日，他們已經在成都遭到了裁判的欺負，當值裁判居然將現代隊的1個進球判為無效，導致現代最終反勝為敗。當時他們就向足協提出了措辭激烈的申訴，不料，短短7天之后，他們又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因此“忍無可忍”。

　　這樣的解釋，似乎合情合理，其實仍然有點勉強。7天前風波發生后，足協雖然沒有進行改判(這是不可能的)，但處罰了成都賽區，對沖進場內激烈推搡裁判的現代隊教練魏克興卻沒有作任何處分。而按規矩，魏的行為至少要受到停賽4場、罰款萬元的懲罰，為此，足協還受到了輿論的廣泛批評。

　　那么，國安高層又為什么對這次比賽如此“小題大做”呢？罷賽不是一件小事情，罷賽的后果也誰都清楚。而10月2日猝然事發時，國安的反應相當果斷，行動也很有組織性；事發后的危機公關更富有技巧，趁著足協還處在國慶長假的慵懶中，發動了一波又一波的宣傳攻勢，幾乎獨霸了事件的話語權。在一邊倒的輿論宣傳中，罷賽這一最嚴重的違紀行為似乎成了向黑勢力挑戰的義舉，面對即將到來的紀律處罰，國安儼然成了舍生取義的悲情英雄。

　　據此有人猜測這是國安蓄謀已久的一次行動，其目的是為國安集團退出足球的戰略行動制造體面的借口。蓄謀之說未必成立，但國安顯然抓住了這么個機會，借以實施某種與事件無關的戰略行動倒存在著相當大的可能性。

　　退出，要理由更要體面

　　國安想退，這早已不是什么新聞，4年前鬧過一次，最后由中信大老板親自出面才收回成命。這兩年國安的日子過得更不開心，他們認為自己出錢出力為北京市打造形象工程，卻沒有得到政府方面的特別關照。從中信國安(000839，SZ)的年報可知，近年來該公司大舉投入廣電網絡和數字電視的豪賭游戲，面臨著相當大的融資壓力，每年幾千萬的足球投入幾乎成了不能承受之重。前年國安曾發狠向北京方面發出通牒，才由政府出面拉來韓國現代汽車這么個大贊助商。但去年的末代甲A，號稱永遠爭第一的北京隊居然差點降級，這又讓國安方面十分無趣。

　　不過，作為國字頭的大公司，國安不像陜西國力、深圳健力寶那樣的民營企業，可以公開承認沒錢玩、玩不好而不玩了。不玩也要找個體面的臺階下，而不堪中國足球的惡劣環境則是一個很好的理由。

　　耐人尋味的是，以往大連萬達等企業宣布退出足球時，總有市長等當地政府的頭面人物出面挽留、斡旋，這次國安罷賽鬧得如此滿城風雨，卻只見國安自己在唱獨角戲和媒體的大肆炒作，而沒什么有頭有臉的人物奔走斡旋。北京市政府已經非正式表態，這是企業行為，政府不方便干預。人們曾寄希望北京市體育局和北京市足協做點工作，但實際上并沒有什么人在積極調停。

　　其實，讓北京市體育局或足協出面調停本身就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副部級的中信系與北京地方政府不存在隸屬關系。而且，由于在前年遼寧隊進京“搶食”，乃至更早些時候威克瑞青年隊劃歸等問題上結下的梁子，雙方失去了基本的信任感。一度，人們也曾認為前中國足協常務副主席、前北京市足協秘書長、現體育總局下屬的中體競賽集團總裁王俊生是一個不錯的調停者，但事實證明，這又是人們的一廂情愿。

　　國安為此次事件向中國足協設定了苛刻的底線：處罰周偉新，不能再扣分。然而，根據聯賽章程對罷賽行為設定的7項處罰條款，扣分還只是較低級別的懲罰，人們不曾遺忘，同是由于罷賽，去年四川男排慘遭被勒令降級的厄運。顯然，如果國安方面不松動自己的底線，反而還那么咄咄逼人，那么事情很可能走向極端，而最終的結果還不只是國安一家的退出，已經風雨飄搖的中超聯賽將迎來更大規模的失血危機，離崩盤也不遠了。

　　這雖然是中國足協和體育總局十分不愿看到的，但面對全國千萬雙關注的眼睛，面對其他俱樂部冷眼的旁觀，他們別無選擇。現在的疑問是，這是不是正是國安方面所希望的結局？或者說，設定這樣的底線，意味著國安根本就不希望有任何妥協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