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對北京市的出租車管理體制，司機車殿光用“深惡痛絕、恨之入骨”8個字來形容，“這種體制就是乘車人、司機、國家一起來為出租公司做貢獻”

　　文/本刊記者　劉彥

　　車殿光用“悲壯”一詞來形容自己將近4年的維權歷程。

　　這個42歲的北京市通順出租汽車公司司機，目前最主要的任務，是忙著打官司，開車養家成了他的副業。他最愛的妻兒、格里格音樂、孟子的書籍，均被他拋到了九霄云外。只要同伴們一聲招呼，他會第一時間趕到北京市交通委、法院，或者北京市監察局的門口。

　　9月1日，北京市宣武區人民法院分別受理了司機邵長良、車殿光、王學永的三份《行政起訴狀》，被告方為北京市運輸管理局(運管局)。三原告的訴訟請求內容一致：請求法院判令撤銷被告做出的京10運行管[出租]字00003、00004和00005號《不予批準決定書》。

　　“不予批準”是指北京市運輸管理局的答復。7月1日，出租車司機邵長良、車殿光、王學永向運管局出租車管理處分別申請個體經營出租車，并得到受理。這是1994年以來，北京市出租車管理處首次受理此類申請。

　　但7月12日，北京市運輸管理局對三人均做出“不予批準”的答復。不予批準的理由，是依據《北京市出租汽車管理條件》編制的《北京市“十五”時期交通發展規劃》，其中一條是，“北京市出租汽車總量已達到控制目標，不再投放新的運力。”

　　宣武區法院受理此案的當天，車殿光與邵長良和王學永從法院門口出來說：“壓抑了幾年，才感到一絲真正的愉悅。”

　　車殿光是一個有12年駕齡的老司機，經歷了十多年來北京市出租車行業的風風雨雨。1992年至2000年間，他是北京惠苑出租車公司的司機。

　　1992年7月，車殿光交5000塊錢抵押金，惠苑公司給了他一輛桑塔納。車殿光每月交6300元“份兒錢”；當時因為出租車少，所以每月收入五六千塊錢，還比較可觀。1994年夏天，公司要求加抵押金。在5000元基礎上加了1.5萬元，成了2萬元；份兒錢一月變成了4800元；1996年，舊桑塔納報廢，換了新桑塔納，份兒錢成了5400元。

　　1997年夏天，公司說資金緊張，號召大家買車。車殿光花12萬“買了自己開的車”，份兒錢每月1800元。2000年6月份，擁有116臺車的惠苑公司因“資質不合格”，被新月聯合兼并。

　　以車殿光為首的116個司機跟新月聯合談判，要求退還當初“買車”的費用。新月聯合出價1.7萬元，后來談到2萬元，車殿光們不干。車殿光認為，他的購車合同要到車輛報廢期，起碼6年以后才能停止；而惠苑公司的老板李延田卻“一女二嫁”，又一次將車的使用權賣給了別的公司。

　　車殿光要求北京市交通局行業主管機關內部解決。“結果，交通局西城所根本解決不了。”車說。

　　“無路可走”的車殿光和其他115名出租車司機一起，將100多輛車貼上標語，直奔前門而去。最后的結果是，車殿光等116個司機，以9萬元的價格，將“原先公司賣給自己的使用權”，轉“賣”給了新月公司。

　　車殿光在絕望之余，歇了一年多。2001年4月20日，他又來到了通順出租公司，交了2.5萬元的抵押金，以每月交4670元份兒錢的方式，重新開始了司機生涯。

　　“我非常厭惡這種體制，但是干別的干不了。所以一直想著，能不能有一種體制來改變這種現狀？”

　　正在車殿光困惑之時，2004年7月1日，《行政許可法》頒布實施。《行政許可法》第十二條和第十三條，給車殿光帶來了一縷希望。

　　其中，第十三條規定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可以不設立行政許可的事項：“(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能夠自主決定的；(二)市場競爭機制能夠有效調節的；(三)行業組織或者中介機構能夠自律管理的；(四)行政機關采用事后監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夠解決的。”

　　通過新的《行政許可法》，車殿光認為，原來政府“總量控制”下的出租車特許經營權，是完全可以通過市場來自由調節的，無需行政許可。政府用行政權利，非法剝奪了他對于出租經營的權利。

　　“我要追討這部分權利回來。”與車殿光有相同想法的司機，不在少數。

　　7月1日，車殿光與邵長良、王學永來到北京市交通委出租車管理處，申請個體出租車運營牌照。三人均收到“不予批準”的回復后，7月16日，車殿光們來到交通局，要求開聽證會，討論政府“總量控制”的合理性，但這次申請，也被北京市交通委法制處回絕了。

　　7月20日，車殿光與20多個出租車司機一起，到北京市監察局行政投訴大廳，投訴上述兩個事實。車殿光們認為，上述兩種行為不符合行政許可法，要求啟動內部監察機制，來糾正和規范上述不法行為，并追究相關責任人的責任。

　　在此期間，北京市漢卓律師事務所的律師韓冰，為車殿光三人提供了法律援助。9月1日，北京市宣武區法院正式受理了此案。這也是北京市出租車行業的第一起行政訴訟案。

　　韓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按照《行政許可法》，三人的官司，勝訴應在情理之中。

　　公用事業研究學者郭玉閃對此案發表看法說，經濟學可以證明，出租車的數量只能通過市場競爭來確定，完全可以由市場競爭機制來調節。競爭將使得提供低水平服務的經營者(盡管具備基本的從業資格)被淘汰，而任何制定經營車輛數量限制的企圖都是危險的。

　　“要知道，除了城市居民的需求，誰也沒有完全的信息以至能決定出租車業所需要的出租車數量。”郭玉閃說，“審慎地考量政府的能力，考量政府積極作為的成本，尊重各個行業具體的特點，尊重行業自發的一些安排，正確對待市場調節的能力，正確地采納合乎行業特點的政策，這也正是行政許可法第十三條規定的立意所在。從第十三條的四項規定看，出租車數量和租價通過市場、行業組織以及政府的事后監督完全可以予以規范，不需要設立行政許可。”

　　事實上，車殿光只是今年7月1日后到北京市出管局遞交申請經營牌照的2000個司機之一。到9月初，遞交申請的司機總數已經超過2000多人。同樣，他們的申請也紛紛被拒。原因均是：北京市出租發展要“總量控制”。（原標題為：出租司機狀告交通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