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后浪推前浪，中國內地孩子出國留學的熱情，已經達到了空前的高度。十五年前來澳大利亞的中國學生，還在算自己屬于出國留學的第幾波，現在這一波卻綿綿不絕，找不到分界線了。到國外鍍金已經成為一種大眾消費，光去年澳大利亞就來了一萬六千七百八十名中國學生。每個在澳華人家庭都會接待過幾個中國留學生，我也不例外，親戚、朋友、他們的親戚、朋友，先后有十來個了。來澳大利亞就讀中學的，我們稱為“小留學生”，我們稱自己為“老留學生”或“新移民”，我想就稱那些現在正在讀碩士學位的為“新留學生”吧。

　　有人認為到澳大利亞來的碩士生不如去了美國的優秀，其實他們也是國內較好的大學畢業的，我接待過的就有上海同濟、華東師大、交大的畢業生，有的人是申請美國沒有成功，但也有人就是喜歡澳大利亞。有人說，出國的不是來自貪官家庭，就是大款的孩子，他們覺得很委屈。確實，這些孩子的父母現在五十到六十歲之間，這樣的年齡層，基本都已退休，當大款和高官的可能性不多。留學生們有的是自己工作了兩三年，有一點積蓄，有的是單位轉型過程中得了一些經濟補償，也有的靠父母終身積累的資助，剛夠支付留學的費用，經濟上不算寬裕。

　　比起十五年前拖家帶口的大齡留學生，新留學生的條件畢竟好許多了，單從他們居住的地區就能看出。以前的老留學生住的都是窮人區，幾個人擠一間房，最多的在兩房一廳的單位里住過十八九個人，無非是在地上鋪一條床單就算床了，考慮的主要是便宜。現在的新留學生住宿就選擇交通方便，離市中心近，治安狀況好的區域。再怎么，每人一間房是基本的，最多也就兩人住一個大的房間。

　　我曾經接觸過兩個不愿打工的碩士生，一個是我女兒的小朋友，他說已經是碩士生了，不能再干體力活，假期中他回上海的原工作單位工作三個月，就掙出了后幾個月的生活費。另一個沾親不帶故的，愿意讓我介紹去報社打字，報社要求一分鐘打六十個字，她說自己是學電腦的，應該沒問題，結果卻敗下陣來。后來，我試圖幫她找一些營業員的工作，她卻說這些工我都愿意做，可是我擔心自己英語不好，做不了。我一聽，心就冷了，這樣的工照樣供不應求呢。

　　有了這樣的經驗，朋友的女兒來澳大利亞，我就對他說，如果你經濟還富裕，就不要讓女兒打工，因為讀一個學位也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我認定這些新新人類獨生子女，和以往的留學生有很大不同，況且我知道朋友的條件還可以。

　　這女孩很獨立，沒要我接機和幫助租房，到澳一個月后來看望我。她說同住的同學都在打工，女生大部分在商店收銀，男生就比較辛苦，基本做清潔工，大家都覺得打工是理所當然的。她說，父母雖說也供得起我，可是我不能把他們養老的錢都用完吧，要是這樣，我還不如不出來。聽她一說，我另眼相看了。我說工雖難找，只要不怕苦，還是有機會的。又過了一個月，女孩找到了工作，在一家咖啡店賣餐和清潔，每天工作五小時，清晨六點上班。從她居住地到工作地要一小時的路程，那就是說每天五點要出門了。我也曾有過這樣的生活，每天被鬧鐘驚醒，很不情愿地起床，天蒙蒙亮，寒風嗖嗖，街上沒有行人，車廂里燈光昏暗。向冰冷的雙手呵著熱氣，熱情地接待也是上早班的顧客。我知道是什么滋味。她卻對父母說，工作很輕松。我心里暗暗稱贊她懂事。她算了一下說，假期還可以多做一些，這樣掙出明年的學費和生活費應該沒問題。

　　有一天，我去一個朋友開的快餐店幫著解決一些電氣上的問題，進門后，就見一個女營業員對我微笑，我也以笑相報，過了一會兒，她直接叫了我的名字，是崖青阿姨嗎？我是楊怡，我參加過你的作品討論會，你還記得嗎？我想起來了，她是和來探親的父母一起來我們作協會活動的。楊怡在這家餐館打工已經熟能生巧，招呼客人、烹飪、收款都應付自如。今年她就讀完碩士學位，知道我跟中文報紙聯系多，希望我介紹她去澳洲中文報社工作。說著她該下班了，另外一男一女留學生來接班，我看他們都高高興興地對待這份平凡的工作。等我離開時，發現我的車后停了兩輛嶄新的寶馬，我感慨著，大廚二廚都開這么好的車，和剛來澳洲時大不一樣了。去請車主移動車輛，才知道兩輛新車是兩個新留學生開來的。開得起這樣的車，還能來打工，這樣的孩子怎么都算懂事的。

　　聽一些開餐館開商店的朋友說，只要在報上登一條招工廣告，來應聘的不是碩士生就是博士生，他們說，“我這兒都成中科院了。”

　　的確，打工是留學生的必修課，是他們除了學校、課堂以外的又一個了解社會、融入社會的途徑，也是他們人生歷練的課堂。打一份工，解決自己的生活費是綽綽有余的，他們說靠自己養活自己感覺真好。他們還說，能不能找到工，勝任一份工作，是對自己生存能力的檢驗，如果我們在國內一切都很好，就在這兒學學吃苦吧，反正我們還年輕。

　　出國留學不僅是為了移民或者謀求好的職業，出國的目的得到了分解和延伸，他們為了到更加廣闊的世界中，親身感受西方社會的脈動，同時也長知識，增才干，砥礪品格，豐富人生，所以他們打工是必然的。

　　來源：大公報 作者：崖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