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6月10日，在阿富汗昆都士筑路工地的中國工人遭恐怖襲擊，傷亡慘重。通過電視畫面，我們看到在災難的救助現場，活躍著一個勇敢而沉著的身影，那就是中國駐阿富汗大使孫玉璽。最近，孫玉璽大使的夫人馬驊女士講述了隨夫出使阿富汗的驚險經歷。

　　我叫馬驊，是中國駐阿富汗大使孫玉璽的夫人，于2002年11月隨夫赴阿富汗工作。

　　隨任生活，不安全感如影隨形

　　初到中國駐阿富汗大使館，印象最深刻的是高墻上一圈圈的鐵刺滾網和大使座車里常備的防彈背心。玉璽說這是一些防護設備，但在我眼里都是一些危險的信號標志。記得朱總理就任時，在記者招待會上說，不怕面前有萬丈深淵或是地雷陣。我當時想，坐在辦公室里怎會面對萬丈深淵和地雷陣？然而來到阿富汗，眼前竟然處處都是真真正正的萬丈深淵和地雷陣。

　　到館不久就趕上玉璽要去視察阿富汗通往巴基斯坦的公路。中國大使館復館后，絕大部分的中國援阿物資和商品都通過這條路進入喀布爾，中國公司正在競標修復這條路。他說此行不僅要看看路況，更重要的是拜會沿路有關省份的軍政領導人，為中國公司人員的活動和中國物資的暢通無阻做一些鋪墊工作。他的公事我一般不便參與，但我聽說這條路處在這個高危國家中的高危地區，恐怖分子在這條路上頻繁活動。我不想留在家里為他擔憂，堅持要和他同行。實際上每次他去高危地區，我都想和他一起去，雖然我不像他那么無所畏懼，我怕死，但我更承受不了為他擔驚受怕的那種感覺。

　　聽他說這條路有悠久的歷史，是一條舉世聞名的戰略公路。我們乘坐兩輛越野吉普車，于清晨6點離開喀布爾，車行半個多小時就進入了蜿蜒南下的盤山道。吉普車顛簸在碎石或厚厚的浮土上，揚起的沙塵遮天蔽日。我剛上路時心情還不錯，離城后一直興致勃勃地觀看著車窗外的景色。進入盤山道后，便開始后悔，埋怨他忘記提醒我帶口罩。盡管車窗緊閉，我仍感覺細細的粉塵嗆得我透不過氣來，趕緊用一塊擦手的香水紙巾捂著嘴。車在盤山道上轉了幾圈之后，我開始暈車，不停地嘔吐。我們不得不停下來，我又想上廁所。翻譯說這一路上根本就沒有廁所。而且路兩邊很可能埋有地雷，只能就地方便。阿富汗人遇到這種情況很好辦，男人穿大袍子，女人蒙“波爾卡”，隨地一蹲就可以方便。因此他們有句俗話說：站著撒尿的是驢，人都是蹲著方便。此時，玉璽只好把其他人都叫到車左邊，讓我在車右邊方便。

　　路上經過一片煙波浩渺的大湖。湖上沒有船只，湖邊星星點點地散落著一些房屋。路邊開始出現一些小販，舉起一串串鮮魚朝我們叫賣。翻譯告訴我，這里捕魚既不用網也不用釣鉤，而是用炸彈。

　　離開大湖后，道路漸趨平坦，我們正準備加速趕路，又被一個頭戴有機玻璃面罩、身穿防彈背心的大胡子舉著小黃旗攔住去路。他告訴翻譯，聯合國排雷隊正在前方作業，他們準備引爆路邊的排雷。要我們等半小時才能通過。

　　我通過翻譯了解到：那個拿小黃旗的大胡子叫阿里，是排雷隊的隊長，這個排雷隊有50人，最年輕的隊員只有18歲，是阿里的兒子。每個省都有這樣的排雷隊。聯合國人員給他們發工資，提供培訓，不直接參加排雷。阿里認為，阿富汗的地雷比人口還要多，他干一輩子都不可能排完，如果不出意外，他兒子到退休前都不會失業。前面100多米的土坡背后傳來幾聲巨響，幾朵濃煙沖天而起，阿里擺擺小黃旗示意我們可以繼續趕路了。上午10點，我們趕到了賈拉拉巴德市。市里車水馬龍，商業活動似乎比喀布爾還要熱鬧。街上最多的是一種帶篷的三輪摩托車，車上面有漢語拼音“QINGQI”(輕騎)。據說是一家中國公司在巴基斯坦生產的。從賈拉拉巴德到邊境口岸吐克漢姆的路比較平坦，基本上是經過維修的瀝青路面。大約上午11點，我們順利到達口岸。巴基斯坦的口岸官員趕過來同巴方的口岸官員一起迎接我們。阿方的口岸辦公室是幾棟小平房，水、電都由巴方供應。巴方口岸有一幢漂亮的別墅樓，專門作為接待要客的賓館，我們在賓館的花園里用了午餐。我此時真有一種從地獄回到人間的感覺。

　　再也不敢參加外交宴會

　　請客吃飯是開展外交活動的一個主要方式。我隨玉璽來到阿富汗，陪他參加宴會是難免的。但去了三場之后，我就再也不想去了，更確切地說是不敢去了。

　　我去的第一場冷餐招待會是在聯合國安全援助部隊總部里舉行的。汽車在用沙包和鐵絲網修筑的層層工事間轉了好半天，經過了數道盤查之后才來到宴會廳門口。下車之后，通往招待大廳的甬道兩側，本來應該站迎賓小姐的地方，卻站滿了頭戴鋼盔、身著防彈背心、荷槍實彈的士兵。我走過他們面前時，感到那些黑洞洞的槍口直對著我的腳面。要不是玉璽緊拉著我，我真想掉頭離開。招待大廳是臨時搭起的大帳篷，食品是典型的麥當勞快餐。通常招待會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身著晚禮服的貴夫人，鮮嫩得像白藕一樣的胳膊上掛著一只只精美的小坤包。而這里最搶眼的卻是那些身著迷彩服的軍人，腰間掛滿了手槍、匕首、步話機，腳上登上長統軍靴。玉璽可能已經習以為常了，一進門就興致勃勃地找人攀談。招待會上女士可謂鳳毛麟角，我們幾個夫人躲在一個角落里聊上幾句就沒話了。我捧著一罐可樂一直喝到離開，什么也沒吃。

　　第二次陪他赴宴是去外省視察。當地省督為我們舉行午宴，幾大盤牛羊肉和拌著葡萄干、胡蘿卜絲的手抓飯，還有新鮮蔬菜沙拉和水果，在省政府的大院里擺滿了一張大長桌。食品可以說是蠻豐盛的，可就是黑壓壓地落滿了蒼蠅。玉璽和那些當地人一樣毫不在乎，一邊轟著蒼蠅一邊大吃起來。我卻一點兒胃口也沒有了，但出于禮貌，我不能一點兒不吃，只好盛了一小盤手抓飯，一邊同主人聊天，一邊用手在盤子里抓來抓去，看著自己的臟手，怎么也無法將飯往嘴里放。

　　第三次赴宴是在一位西方大使家中的花園，環境不錯，食品和餐具也都很考究。可是吃到一半，一聲刺耳的呼嘯凌空劃過，接著不遠處傳來一聲沉悶的爆炸。

　　“發生什么事了？”我神情緊張地拉了拉玉璽的衣角問。

　　“可能是用火箭彈搞恐怖襲擊，一會兒看新聞吧，不知哪兒又挨炸了。”他和主人似乎連這種情況也見慣了，繼續談笑風生地吃喝。我又吃不下去了。晚間新聞報道，火箭彈擊中美國駐阿富汗大使館的圍墻，幸好未造成傷亡。

　　與玉璽出席宴會，還有一件特別令我討厭的事是別人勸他喝酒。聽說周恩來總理曾經給中國外交官立過一個喝酒的規矩，就是不能喝超過自己酒量的三分之一。而且現在外交場合喝酒的流行做法也是敬酒不勸酒，喝多少全憑自己掌握，很少有人強迫別人干杯。然而，中國人之間的內部宴請就不同了，有些人好像不喝倒幾個就不甘心似的。我發現他們喝酒時有個規律，開始時輕聲細語，酒過三巡豪言壯語，再喝下去胡言亂語，最后回到家里就不言不語地昏睡了。

　　我本來是最反對玉璽喝酒的，但來到阿富汗之后，我幾乎每頓飯都為他準備點酒。每次他外出，我也一再叮囑他的秘書，用礦泉水瓶子給他帶上點白酒。這主要是為了防止他拉肚子。不知是因為當地水質硬，還是因為當地宴會總少不了那些半生不熟的牛羊肉，更可能是有些東西不衛生，他出席外邊的宴會回來，如果沒有喝白酒，必然拉肚子。這還是一位英國外交官夫人給我的啟發。她告訴我，喝威士忌加冰加水的習慣就是從南亞次大陸興起的。當年英國人來到這里喝當地未經凈化的水就經常拉肚子，于是喝水時就加些威士忌起消毒作用。那個時候沒有制冷設備，冰是仆人從雪山上運下來的，因此是當時的高檔奢侈品。后來人們發現，威士忌加水加冰，不僅味道不錯，酒還多出了好幾倍，于是這種喝法就迅速傳遍了全世界。

　　實用的網球外交

　　在整個阿富汗，我最喜歡的地方是我們大使館的網球場。修這個網球場是玉璽修復館舍工程中的得意之作。他為球場題了一副對聯：辛勤敬業不怕阿富汗山高路遠，苦中取樂何愁喀布爾城破人稀。網球場修在十幾株參天的古松之間，周圍還栽滿了月季花。他還在球場入口處的對面設計了一座“康樂廳”，里面不僅有淋浴更衣室，還有桑拿房、健身房、臺球廳、棋牌室等設施。這里的所有設施，場館的裝修材料，甚至包括網球場上的人工草皮及草皮上撒的石英沙都是從中國運來的。每天下班后或周末，幾乎全館的人都聚集在這里。夜里，球場上的水銀照明燈是喀布爾市的最亮點。

　　我每天清晨都來這里健身，晚上來這里打幾場網球，再打臺球，蒸桑拿，打牌。盡管外面的大環境很艱苦，有了這個小環境，我們的生活還是蠻愜意的。大使館里幾乎所有人都是來到喀布爾后才開始學打網球的，使館俱樂部逢年過節都要組織網球賽，他們雖然進步很快，但比賽時的女子冠軍還是非我莫屬。一些新到館的男士在半年之內也不是我的對手，全館的人都稱我為“馬老師”。

　　玉璽還經常邀請外面的人來打網球，認為打網球也非常有利于開展對外交友工作。除阿富汗各界要人外，我們還同一些聯合國機構、國際援阿部隊和美、英、德、日、韓、土耳其、意大利、丹麥等國的大使館及各國駐阿武官團舉行過網球聯誼比賽。巴基斯坦的一位參贊幾乎每個周末下午都來同我們一起練球。因此，網球場也成了各國外交官交流信息的好地方，各部門寫給國內的有關阿富汗政治、經濟、安全方面的報告，有不少源自網球場得來的信息，大使館工作人員出去辦事也得到了不少球友的協助。

　　在球場外的草坪上，玉璽還設計訂做了唐僧師徒的四尊石雕像和一座黑金石紀念碑。他經常為來館打網球的朋友介紹說：“唐僧來這里是中阿傳統友誼的歷史見證。今天他仍然騎在白龍馬上為阿富汗人民祈禱和平與幸福。蹲在大青石上翹首張望的孫悟空是打擊恐怖分子、降妖捉怪的能手，有他的保護，就沒人敢來這里搗亂。滿臉大胡子的沙和尚很可能就是唐僧途經阿富汗時收的徒弟，這里的喀布爾河也很像《西游記》中描寫的‘流沙河’。遠遠地躲在一邊的豬八戒一臉的怒氣，不知是因為巴米揚大佛被毀，還是因為他不會打網球而生氣。”

　　吃不下睡不著的日子

　　2004年6月10日凌晨3時30分，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把我驚醒。我打開床頭燈，扭頭看見玉璽把聽筒夾在肩膀上，一邊聽電話，一邊穿衣服。直覺告訴我，在這種時候來電話，一定是出大事了。

　　“誰這么早來電話？出了什么事兒？你要去哪兒？”我忍不住問。

　　他沖我擺了擺手，示意我不要再問，繼續聽電話。大約一分鐘后，他只說了一句話：“通知黨委成員和政治處全體立即到我辦公室召開緊急黨委擴大會議。”他放下聽筒后對我說：“中國公司在昆都士的筑路工地遭到恐怖襲擊，傷亡慘重，我必須立即趕往現場。你馬上為我準備一個小手提包，裝上筆記本、兩枝筆，還有洗漱用具、一包餅干、一瓶水就可以了，不要忘了手機和充電器。”他說話時已經走到了臥室門口，回頭看到我一臉驚恐的樣子，又囑咐說：“不要慌，喀布爾機場沒有導航設備，我早晨8點以前還走不了。你準備好東西后，給我送到辦公室。”

　　6點整，全體館員包括隨任夫人都集合到了他的辦公室。屋里燈火通明，其他的使館領導散在各個角落里舉著手機打電話，政務參贊好像是在向阿富汗外交部通報情況，商務參贊正在繼續向工地了解情況，武官在聯系去昆都士的飛機，政治處主任在回答記者的問題。玉璽一個人坐在中間的沙發上像往常一樣擰著眉毛沉思。這情景使我想起了他曾說過的一段話：在緊急情況下，一個好的領導者應使自己的部下有序地忙起來，而他自己要冷靜下來，周密、穩妥地思考問題；而一個糟糕的領導者則相反，自己忙得一塌糊涂，部下卻茫然不知所從。

　　他看人都到齊了，揮了揮手說：“需要繼續打電話的到大廳里去，我們開始開會。”他點燃了一枝煙，用沉重的語調對大家說：“今日凌晨1點20分，我昆都士工地遭恐怖襲擊，造成我工人11死4傷。我已經向國內作了報告，下面我向大家傳達黨委會的五項安排：一、我盡快趕赴現場，武官和武官助理隨行。主要任務是處理死者善后事宜，救助傷員，妥善安置并撫慰幸存者。我的秘書立即準備車輛，以防萬一聯系不到飛機。待我上飛機后，秘書帶新華社記者從陸路趕往現場。二、啟動大使館應急機制。我離館期間，由政務參贊主持館務，主要負責向國內報告現場情況，并向現場轉達國內指示。我的辦公室將作為應急指揮中心，由政治處安排人24小時值班。三、商務參贊負責通知、督促、檢查其他各中國工地加強安全措施。四、領事負責檢查本館的安全保衛。五、馬驊和全體隨任夫人協助廚師、公務員、電工確保飲食、水電供應等后勤工作。”

　　會議開了不到十分鐘，全體人員都明確了工作任務，全館迅速、有效地運轉起來。

　　玉璽去昆都士，從出發到帶著傷員和死難者遺體回到喀布爾，總共用了25個小時。隨行的人回來告訴我，他幾乎沒吃沒睡。我悄悄問他，他說睡了四覺，總共六個小時，兩覺在汽車里，兩覺在飛機上。我給他帶的一包餅干全吃光了。實際上反倒是我在那25個小時里，吃不下、睡不著。

　　之后的幾天，國內先后來了三個工作組，30多人全住在使館里。他們分頭工作，吃飯的時間不一致，搞得我們這些隨任夫人手忙腳亂。玉璽一再告誡我說：“越是時間緊、任務重的時候，越是要注意做到急而不慌、忙而不亂。”

　　三天之后，死難者的遺體和傷員順利回國了。第四天的晚上，玉璽在辦公室里修改政治處寫的工作報告，我去給他送茶水。

　　“他們在報告中說我‘以身作則，身先士卒，廢寢忘食’”。玉璽抬頭對我說。

　　“這有什么不對嗎？”我隨口問。

　　“‘以身作則’還可以，也是應該的。‘身先士卒’不對，大部分的具體工作是大家在前面干的，如果事事處處都要我到最前面去干，那只能說明我作為領導者的無能和失職。‘廢寢忘食’不符合實際，我這幾天吃得很好，睡得也不少。不吃不睡怎么可能做好工作？”

　　陪同丈夫出使阿富汗，我深深體會到外交工作的艱辛，我對丈夫有了更深的理解。我們結婚25年了，在我的眼里，丈夫孫玉璽總像一個長不大的孩子。記得當年，鄧小平會見外賓時他做記錄，小平同志見他長個娃娃臉，好奇地問他多大年齡，他說30。鄧小平開玩笑說：“我看你好像只有13歲。”的確，直到現在，他在家里還像個孩子似的，很貪玩。他很懶，從來不做家務，甚至很不講衛生。我從小生活比較優越，但同他在一起便總過艱苦的日子，為他提心吊膽。我想，他可能算不上好丈夫，但他是了不起的男人，一個臨危不懼、指揮若定的將帥之才，一個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不辜負國家重任的漢子。我為他而驕傲。

　　今年7月2日，是我倆的銀婚紀念日。在中國駐阿富汗大使館，我們借一對新人的光，以慶賀新人的名義操辦了一次婚宴。他主持婚宴講話，首先祝賀新人，然后宣布了我們的銀婚，給了全館一個驚喜。新人更是高興，說是要借我倆的吉利，白頭偕老。

　　(來源：中國外交部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