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前些天在巴黎聽一位海外人士的講座，他說中國不少地方還是很“腐敗”，然后講了一些自己的主張。記者認為這位人士的結論是有失偏頗的。離場后，一位陌不相識的法國朋友和我打招呼，表示同意我在場的反駁。記者提到中國的改革，首先是通過各種網絡建設使社會安全轉型，而不是以一種意識形態反對另一種意識形態，實際的建設卻置之不理。記者的這個想法，在柏林采訪透明國際時，找到了共鳴。

　　由于彼特·艾根先生正在華盛頓參加一些會議，沒能傾聽他關于當年創立透明國際的一些理念。該組織的首席執行長戴維·紐斯邦及南亞及大中華地區事務專員廖燃先生都坦承，反腐敗沒有藥到病除的良方，需要一點一滴的改造，在社會結構中不斷增加透明和制衡兩種精神。

　　假身份證背后的大問題

　　根據記者在海外的經驗，中國通常被外國人看作是一個重視人的“控制”的國家。但在兩位被采訪者眼中，中國對人的控制比西方嚴格的說法是錯誤或者說是不全面的。中國情況的復雜性在于，民眾和政府處于一種雙向的半透明半模糊狀態。老百姓對一些項目的決策沒有知情權，而政府對民眾的許多經濟行為是有權卻不知情。因為制度不健全，政府在很多時候也是被欺瞞的，最明顯的例子是，對于許多人的收入政府根本不了解。

　　透明國際認為，中國政府在對公民的個人管理上的制度是非常不完善的。這是因為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幾十年，公民不需向國家繳納個人所得稅。中國現在雖然建立了個人身份證制度，但假身份證可以隨便買到，用這些假身份證，人們就可以隨便開立銀行賬戶，這樣，收受多少賄賂就沒有人能知道。這些都是制度性漏洞，都得一點點地努力去補好。中國反腐敗的當務之急，是應該健全個人身份證制度、健全銀行和金融管理制度、加強稅收管理及在公共采購過程中引入透明和監督機制。只有這樣，才能減少腐敗的發生。如果這些制度不建立或健全，哪個政黨上臺都沒有辦法治理腐敗。而西方國家對公民個人的管理是極其嚴格的，一個個人的身份號碼，就把你從出生管到死亡，因為只有這樣，政府才能確保從個人那里征到所得稅。沒有合法的身份，在西方國家是很難生存的，因為一切的交易都得通過銀行進行，沒有合法的身份，沒有銀行戶頭，你連生病都法上醫院。

　　國際公約不是擺設

　　廖燃先生對記者說，他有一次在倫敦給商人們作報告，他們最感興趣的就是中國對西方國家商人在中國行賄如何處理。廖燃說，這幾年中國的媒體在報道西方公司在中國行賄犯罪時，對外國人似乎都有點網開一面。個別媒體甚至感慨這些守法的西方公司到了中國來必須行賄，是因為中國的賄賂醬紅文化使然，其實這是非常糊涂的觀念。

　　1997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通過了《禁止在國際商業中賄賂外國公職人員公約》，擴大國家司法管轄權，使得他們可以懲處在海外行賄公務員的行為，也就是說，任何一個經合組織成員國的公司假如在中國行賄被判罪，在他們本國也是要受到懲罰的。問題是，公司在海外行賄地方官員，但簽約國本國司法機關可能并不知道，得借助另一個國家搜集證據。現在的情形則是很多發展中國家都還不知道有這樣的法律，就像許多中國人也不知道有這么一個公約一樣。

　　透明國際現在已經在91個國家成立了分會，總部給他們下達的主要任務之一，便是加強對各國執行國際公約情況的監督。

　　“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透明國際認為，有一種觀念在中國反腐敗事業中很流行，即“亂世用重典”，不少領導干部和老百姓都認為，懲治腐敗分子時刑罰越高越好，死刑也在所不惜，像成克杰、胡長清這樣的高官，“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1997年修訂《刑法》時規定，貪污10萬元以上人民幣的就可以判處死刑，但在實際操作中，判死刑的起點數目越來越高，有的甚至到了1000萬。這種實踐與罰則明顯不相符的情形極大地損害了《刑法》的權威性。

　　但透明國際并不贊成提高刑罰。紐斯邦先生說，透明國際有一個理念，即腐敗之所以發生，是由于現存的制度有漏洞。我們不能將制度缺陷所造成的惡果由一個人來承擔，因為貪污不只是一個人的事，更多的是由于經濟轉型制度不健全造成的。現在最重要的是加強制度建設，亡羊補牢，而非提高刑罰。透明國際甚至希望中國能夠廢除對經濟犯罪適用死刑。

　　根據他們的觀察，死刑的廣泛適用，給中國要求引渡腐敗分子制造了巨大障礙，而要掃清這種障礙，卻僅僅是舉手之勞——嚴格限制死刑的適用。廖燃先生舉例說，在涉嫌貪污的中國銀行開平支行原行長余振東被引渡回國一案，對于美國的合作，國內媒體作了不適當的渲染。其實要真正解決遣返引渡的合作問題，除了利用《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提供的有利條件外，國內確實應該考慮朝著嚴格限制死刑適用的方向發展。

　　在西方國家，對于腐敗案件的懲處，除了運用《刑法》以外，更重要的是運用《民法》在法國埃爾弗石油公司賄賂案中，法國前外交部長同情婦鐘古夫人卷入其中，鐘古夫人貪污6000萬法郎罪名成立，僅被判處4年監禁。

　　根據記者的了解，現在全世界大部分國家都廢除了死刑，而且每年平均有兩個國家參加到廢除死刑的行列之中。其他沒廢除死刑的國家，也只是將這項刑罰適用于殺人或販毒等傷害他人生命安全的犯罪。

　　限制死刑后腐敗會不會因此變得猖獗？透明國際認為這種擔心是多余的。一方面，制度失靈死刑管不住，所謂“前腐后繼”就是明證。另一方面，實際經驗也表明，西方許多國家廢除死刑后犯罪率并沒有增加。廢除死刑并不意味著腐敗分子可以免于處罰。歐盟推出《反腐敗民法公約》，在這方面是很有指導意義的。如果在向各級當權者授予權力的同時明確規定他們應為國家和人民財產承擔的民事責任，對當權者會產生更大的制約作用，不會把腐敗當作一條不歸之路。

　　何不贊助“藏污納垢指數”項目？

　　每年透明國際發布“清廉指數”或《年度腐敗報告》時，總會惹惱一些國家。廖燃先生詼諧地說，特別是一些南亞和東南亞國家，每次報告一出來都“暴跳如雷”。不是對透明國際嚴辭抨擊，就是以司法訴訟相威脅。在他們眼中，透明國際是西方殖民主義的工具。

　　從資金來源上看，這個指責有點“形似”。十幾年來，透明國際的捐款絕大部分來自發達國家，不管是政府援助機構還是公益基金組織，而發展中國家則一個都沒有，包括那些產油富國。

　　紐斯邦坦承，資金來源越多，獨立性便越有保障。“我們與政府部門是不一樣的，我們面臨很大的募款壓力。”

　　由于亞太部從亞洲國家幾乎沒有籌募到資金的緣故，亞洲各國分會所分配得到的資金最少。就整個透明國際而言，亞太地區所分配資金只占透明國際資金總量的18%，這一點與亞洲國家，特別是東亞和東南亞國家在當今世界政治格局和經濟總量上所占的比重形成了鮮明的反比。

　　廖燃先生感慨地說，發展中國家熱切希望改變舊的國際秩序，但這些國家的很多領導人對既有國際游戲規則不甚了了，沒有正視國際非政府組織在推進全球性議題，推動全球規模的運動，對國際事務治理所產生的實質影響。

　　由于透明國際的資金目前幾乎清一色地來自西方發達國家，而每一個國家對外援助都有自己的優先戰略考慮，每一筆資金的使用，都必須要有利于自己的國家利益，對于不利于自己的項目，甚至是不能馬上帶來明顯效益的項目，多不愿支持。例如，在透明國際發布“清廉指數”和“行賄指數”后，許多發展中國家要求透明國際制作一個“藏污納垢指數”，以顯示哪個國家窩藏別國貪官藏匿的不義之財最多。因為“清廉指數”顯示的是一個國家的公務員清廉的程度，而“行賄指數”現時顯示一個國家商人在海外行賄的程度。有些發達國家在這兩個榜上的排行都顯示極清廉，但同時，它們又都極樂意隱藏和保護別國貪官偷盜來藏匿在他們國家里的不義之財。對這種“即清廉又骯臟”的矛盾現象，透明國際一直想做。但由于這些發達國家的實際情形，幾乎不可能指望它們會向這種項目捐贈，由于資金無法籌募，這個項目至今無法付諸實施。

　　采訪到這里，記者頓時有一靈感產生，中國何不贊助這個項目的運作呢？這也是一種大國風采啊。( 文 / 熊培云 摘自《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