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撰稿/楊錦麟(香港鳳凰衛視資深時事評論員)

　　香港高等院校不少科系和研究領域具有世界及亞洲一流的水平，享有盛譽和口碑，已是不爭事實；內地學子前往香港就學的開放政策，如果只是類似“自由行”一樣的權宜之計，或許不值得鼓勵，但在對香港教育制度的利弊得失進行深刻檢視和反省的同時，也應該充分借助和利用香港這個現代化教育平臺，作為溝通內地、香港和世界的橋梁。

　　最近一項民意調查數據顯示，多半的香港大學生受訪者，不知道國家主席究竟是誰，甚至還有個別受訪者以為中國的首都就在香港中環半山腳下的特區政府辦公大樓里面。該項民意調查見諸報端之后，輿論嘩然，市民啞然，政府略顯尷尬。盡管這次民意調查結果并無法充分反映香港教育制度的現狀，但是在回歸7年之后的香港，居然還存在這種讓人難以忍受的常識貧乏，是值得正視和深思的。已有論者忿忿然，曰：香港青年學子對祖國母體的知識盲點，最大的責任在于香港的教育制度以及教育內容。

　　殖民地百多年的教育制度，無可否認一開始就有“割裂”港人對中國歷史和現狀的認同的主觀意圖，長達一個多世紀的西化和英式的教育體系里，潛意識中的“去中國化”痕跡顯然，英國殖民者的處心積慮，后來被臺灣的日本總督認真加以仿效，于是就有上世紀30年代在臺灣強制推行的“皇民化運動”；香港殖民當局廉價的教育普及以及刻意拒絕國語、執意推行粵語的教育設計，給“九七”之后香港教育制度的延續和變革，帶來了諸多的隱憂，這種隱憂甚至還可能給香港年輕一代對祖國認同意識的增加和深化帶來困難。

　　或許，香港部分青年學子對祖國的認同和認知是一知半解的，是膚淺和表層的，需要補課，也需要香港現今的主政者認真加以面對，但與此同時，對香港現行的教育體系，尤其是香港高等教育體系的水平和水準，也應該給予實事求是的肯定和評價。

　　一個不到700萬人口的商業城市，卻擁有8所以上的高等院校，并不多見，這也是英國殖民當局在“后九七”過渡期間，除了建設新機場在內的“玫瑰園計劃”之外，另一個令后人喜憂參半的“大手筆”。從原本僅有的兩所大學——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在短短的兩三年間，擴張為8所高等院校，投入的龐大資源可以想像，這種交回主權之前的慷慨解囊，自有殖民當局另一種無法言傳的政治考量，但畢竟，8所高等院校矗立在港九各地，以及他們各自精彩的美輪美奐的教學科研設施，已經成為“東方之珠”另一個不可或缺的點綴。

　　香港經濟在急速轉型中，香港教育制度和高等院校的轉變和轉型也在加速過程中。由于現時香港制造業的空洞化，以及無法回避的高科技發展與人才和教育配備的脫節，香港的教育體制似乎還不具備培養大批高新科技人才的基礎條件，目前的移民政策也無法在短期內吸引大量海內外科技人才來港發展，無法建立具有規模的高新科技園區，這是轉型之痛，轉變之痛，但也給香港大批引進包括內地青年學子在內的外來生員，從而逐步改變現時香港的人口結構和智力結構提供了機遇。

　　歷史發展軌跡的意外和刻意，或許可以給后來者提供一個新的契機和切入。香港高等院校不少科系和研究領域具有世界及亞洲一流的水平，享有盛譽和口碑，已是不爭事實；內地學子前往香港就學的開放政策，如果只是類似“自由行”一樣的權宜之計，或許不值得鼓勵，但在對香港教育制度的利弊得失進行深刻檢視和反省的同時，也應該充分借助和利用香港這個現代化教育平臺，作為溝通內地、香港和世界的橋梁。讓人歡喜讓人憂的香港，喜憂參半、毀譽參半的香港教育制度，或許這就是它再上層樓的機遇。

　　殖民者刻意栽下的玫瑰，是有刺和昂貴的，未必就能結出芬芳的花蕊；承認現實，潑洗澡水的時候，千萬不要將澡盆里的嬰兒一并丟棄，這也應該是理性的選擇，讓香港教育制度中的合理內涵和優勢，在和內地青年學子的嫁接過程中獲得淋漓盡致的發揮，毀譽參半，喜憂參半的香港教育，或許將因此找尋到新的發展路向。(文章原載于《青年參考》)